走过冬天
一个不曾真正正视过死亡的人，不能够探知这一场庞大的丝毫皮毛，不论凭借什么，经久不衰的名著，或者是享誉全球的奥斯卡影片。
死亡和生命一样，不具有被承载以及解读的可能，它的庄重与自持，必在等待你我孤身一人前去面对，面对死亡的盛大，以及这种盛大在现实面前依旧遭受的轻视。
这种盛大与轻视，必和死亡本身一样——目睹者不可身受，身受者不可目睹。
正如这一场兵荒马乱的冬天，和这个冬天里无数凋亡的生灵。
死在枝头的杜鹃，枯在地里的秸秆，还有上个秋天末尾遗留下来的，被冻僵的寒蝉。
他们在这个冬天奏响死亡的乐章，没有观众，他们在自己沙哑的低鸣中奔赴死亡，不可能被悼念，亦不可能被这个世界记住。
这是这个冬天生命被剥去伪装之后所流露出的残忍的内里，这漫漫宇宙所兼顾的无情。
当你看见亲人孤身躺在被装潢的澡堂一样的太平间里遭受与桌椅无异的待遇；
当你看见管理员硬生生地将尸体从破旧的衣橱里很粗鲁的拖出来面无表情的摆在你的面前。
你被剥夺避而不见的权利。
这是一种生命必须直面的残忍与无情，等待你的屈服与接受。
脚底生根，巨大的哀痛攀上心底龟裂的河床。
漫长的甬道，和远古的荒芜。
对于死亡的形式，我们恐惧的不是残忍——而是平庸。
大伯死的时候，是今年2月16日凌晨5点，这个冬天已经快要过去。
我去到家里的时候是两天后。大伯正躺在南医大二附院的太平间里静静等待第二天火化，灵台上据说要连烧五天五夜不灭的蜡烛已经烧掉一半，透明的塑料纸上粘着深红色的油蜡，也许它并不能够撑满五天的。
就像是大伯依旧没能撑过这一场50年一见的大雪，撑过这个冬天，看见他等了半辈子的北京奥运会。
灵堂里放了很多花圈，大多是大伯生前的学生送的。
大伯生前是十二中的一名历史老师，但在我记事的时候约是已经很早的退休，只记得满屋子的书以及那些墙角的书漫散开的些许霉味，一年四季都散不干净。
屋子是十二中初中部的一排小平房，当初是给教师们暂时调剂住的地方，屋子采光很差，陆陆续续的学校的老师都搬了出去，只剩下大伯一家人。
屋子被院子里的一棵法国梧桐挡住了所有来自校园里的喧嚣，梧桐树自我记事的时候便有，一年一年长的越发肆无忌惮，植物终究不能有灵性到去感知主人的离开，在这个冷冰冰的冬天的末尾，大伯躺在太平间里静静等待火化的日子里，依旧兀自生长的枝繁叶茂，甚至比校园里其他的树木更早摆脱了冬天。
然而即使如此，大伯依旧没能亲眼看见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冬天的末尾，这棵梧桐树偷偷泄露出的春天的希望。
屋子里的书，屋子里的人事，和这间老屋子，一起寂寞的站在校园的角落，被阳光一天天晒老，终于从内页泛滥开发黄的痕迹。
光线正从那棵梧桐树繁茂的枝叶下，无可挽回的流逝——一派荒凉。
屋子里人其实不算多，但显得很杂，大多是大妈老家的人，我并不认识。他们用各自我听不懂的方言拉着家常。
一向以来，他们与大伯都并无来往，来这里只是一种礼节和称谓上的必须，然而事实上，他们并不能对大伯的死作出丝毫回应。
很多时候都是如此，包括死亡在内，都过于私人，不可能与更多人取得一种迎合，不论这种死亡在至亲心里激荡起多么庞大的悲伤与绝望，也不可能得到他人在“节哀”这样的安慰之外更多真心的感怀。
每个人都活在每个人的世界里，经历自己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彼此之间无法有更多的交集，更不可能有所涉足。这不是一种刻意，而是已经不可能被取代的一种生存的姿态。
人情并不是在这个冬天才被冻成一张纸，而是在很久很久之前的一个冬天，和那个冬天低唱的亡灵一起，被冬天彻底冻僵，永远，永远失去迎接春天的希望。
米兰·昆德拉曾经用过的比喻——就像十四世纪非洲部落的某次战争，即使十万黑人在战争中灭绝，我们也无法对此过分在意。
这就是死亡被蒙上现实的阴影之后所必然呈现的残忍，这种残忍不在于它的伤害，而在于它的伤害和现实本身一样过于轻而易举。
轻而易举的出现，同样可以轻而易举的被忘却。
即使是我们这些站在大伯的灵前被死亡深深锥痛了的亲属，也依然会在一个月，甚至是两个礼拜之后不再对此挂心，然后不再有人缅怀不再有人提，再然后包括清明的上坟都仅仅和那些远亲一样，只是一种习惯和礼节，不再具备更深层次的意义。
除了大妈还将在这个老旧的屋子里守着那棵参天的梧桐树和大伯消瘦的画像孤独的渡过余生，除了依附大妈的思念与人间保持藕断丝连的状态，大伯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已经被彻底割断。
这才是关于死亡的决绝，关于的并非死亡本身，而是这个现实对所有死亡的一视同仁，赐予遗忘的归属，和永不回复的记忆。
路边的乞丐，或者是拯救世界的英雄。
关于死亡以及死亡之后接受判决的权利，才是真正的生而平等。
死亡，使一切绝对的相似。
消失的并非是一个生命，而是伴着这个生命离开之后被销毁的，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所有迹象。
爸爸正在和大妈说去销户口的事情——
“户口也要销掉么？”
“那当然，人都不在了，还要户口干吗？”
“那么户口上以后就只有我一个人了？”
“当然阿。”
“身份证也要销掉么？”
“是呀是呀。”
大妈一直用着十分笨拙而慌乱的语气在向父亲重复询问一件在父亲看来十分寻常的事情，作为礼节的笑容硬邦邦的立在嘴角，把所有的心情都藏在里面。
还有那些藏在询问背后的话语——
户口也要销掉么？
不可以留下么？陪着我留下。留下也好，即使只是一张纸
那么户口上以后就只有我一个人了？
只有我一个人了，无论在哪里。
身份证也要销掉么？
所以，什么都没有了么？
——我竟然在那一刻，全部都能够听见。
那些藏在拙劣而让他人有些不耐烦的话语之后，同样笨拙而束手无措的伤痛。
这些伤痛不仅来自一场死亡，而是现实给这个死亡留下的后路。
不具备被他人铭记的可能，在肉体的离开之后，灵魂或者迹象都失去依托的场所和稍作停留的权利。
我们伤心的更多不是他们的离开，而是他们竟然，只是离开，也只有离开。
大妈的精神一直不好，会有精神恍惚的时候，需要身体同样很差的大伯来照顾，大伯因为不能给大妈一个孩子，所以一直对大妈有所愧疚，听妈妈说当时我出生的时候因为是个女孩，大伯曾请求将我过继给他，但因为爸爸强烈的反对才作罢。
大伯对大妈不能说是不好的，那么是不是因为这一种愧疚，已经无从得知。
我看着大妈坐在火盆后面有些恍惚的眼神，在火光和火光中的纸屑里显得并不真切，我看着这个也许因为父亲一时心软就会成为我的母亲的女人，并没有说任何话。
因为大伯是大奶奶的孩子，和家里并不住在一起，因此和大伯大妈的来往并不算亲密，现在也不可能具备给予安慰的立场。
事实上，不仅是我，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人都不可能有这样的立场，因为大伯的存在和死亡，对我们来说，只是生活的一个部分，占据着非常狭窄的空间，并且这个空间在空缺之后便会被立刻填满，我们的生活，因此还是我们的生活。
但是我们是否可以说，大伯对于大妈，这个没有子女也没有至亲的女人来说，就是一种全部呢？那么在这个庞大的空间落空之后大妈还能有什么东西可以搬进去呢？或者是一直空着，或许也只能，就这样一直空着。
没有人会进来，再也没有人，包括大伯。
就这样一直空下去，和这间屋子一样。
或者说这间屋子将一直空下去，和一颗心一样。
这颗心在大伯离开之后被冷冰冰的丢进了冬天，丢在天寒地冻的路边，看着无数的路人从这个冬天走过，然后奔向路的尽头，灿烂的千阳和斑斓的阳春，不能动弹。
50年一见的大雪，终于还是没有做丝毫停留的消失，一如那些被留在这场大雪中的生灵，没有办法奔向未来，也便不可能和我们活在一起。
永恒的不是存在，而是消亡。
消亡的并非是生命，消亡的是生命消亡的这一事实，还有你我对这一事实的全部印象。
冬天已经过去，春天还会远么？
太阳从苍白慢慢焕发出温暖的光泽，空气渐渐升温，飞鸟穿云破雾，留下一线空灵的鸟鸣，秦淮河的岸边，桃花开遍，柳暗花明。
古老的南京城终于从这一场漫长的冬天，彻底苏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