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名，是转载的介绍：
意乱情迷的欲望旗帜——关于棉棉《糖》及其他（巨苗）
一
崇高和理想消解之后，９０年代多元的文学模态早已是世所公识，而且很多人都把这个“多元”视作文学发展中的绝佳环境。并且以为，在文学真正摆脱了启蒙与救亡的交替式撕扯之后，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中心任务的确立，在社会已由单线悖论式替代发展开始转向各种因素综合全面发展的时候，文学也将在这样前所未有的语境中获得真正的繁荣与发展。至于当今文坛一些乌七八糟的现象，则不过是“过渡时期”的必然。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否认，当过渡时期的现象本该昙花一现却越来越被大众传媒接受、炒作且大有占据文坛主潮之势的时候，其留下的历史后遗症也许是现在的我们所无法估计的。
“多元的文学模态”亦即自由的表述空间。弯了半个多世纪的腰，总算可以直一直了。
这是许多评论家对９０年代以后文学境况看好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多元同时意味着接受撕扯，……由于作家独立人格意识的整体性疲软，“自由”的文学表述空间里的分化触目可见：一是意识形态从行政命令到金钱、名誉引诱的替换，悬在作家头顶的“剑”变成了一串丰厚的鱼饵。二是商品大潮中大众庸俗口味牵引下带来的强大的媚俗风潮；三是仍然坚持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立场的写作姿态。环视一下文坛我们便无须讳言第三类写作的凤毛麟角。即使有强烈创新精神的先锋派之如余华，虽然９０年代又以《活着》和《许三欢卖血记》引起强烈震动，并且很大程度上触及了人类生存的根柢性问题而显出博大和深厚的底蕴，但其写作姿态和视角的调整也或多或少留下了市场牵引的痕迹。至于市场牵引下的媚俗性和意识形态引诱下的“主流”性写作，则更是洪水涛涛。比如国人忽然觉得弊闷得久了，王朔就出来领导大家破口大骂；而写一部类似《车间主任》的作品当然比尝试先锋性文学创新更名利双收。
在这样的背景空间里，《糖》似乎真如其“新新人类另类情感”的标榜而显出难以归类的鲜明特色：其一，金钱因素在写作动机中不占主导，“自传式”的写作姿态和对作者的近距离观察已经有足够的证据向我们表明棉棉并不缺钱花，也不企图通过写小说而成为百万富翁；其二，写作只是她“从生活中抽身而出的技术”；其三，作品中赤裸裸的迷乱的高密度呈现并不同于纯媚俗的创作姿态，棉棉在以“另类”的感觉和言语高密度堆积她的“真实”的时候似并没有多大程度上考虑到读者的胃口。然而从实质上说，《糖》却理应属于第二类媚俗之作，不过可以叫做“超前媚俗”或“引诱性媚俗”。此说并非针对各书店的排行榜；而是，虽然从个体现实体验出发来言说的这种“另类”生存状态不会在城市青年中占多数，但多数城市青年人都有着这种“精神堕落”的渴望。在对阅读的过程性阐释中，潜意识情感的空想性宣泄是不言自明的；而现今很多城市青年的心理结构中，虽然忙碌却大面积弥漫的浮躁和无可所指的迷茫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样一种稳定性很差的状态中，《糖》的出现，无异于树起了一面意乱情迷的欲望旗帜。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糖》是对这一城市青年群体中人性欲望和丑的一面的煽动和“挖掘”。
二
开头就是这样一段喋喋不休也许会让别人以为我没读过文本本身而只想以预设的框架来支解《糖》。事实并非如此。我仔细而完整地读完了《糖》。说《糖》是对我阅读经验的恶意污辱也许太过，但读到一百页之后我已进入强迫性的阅读状态。之所以硬着头皮读完，是因为想着不能白白读一本书，总要写一点读后的感受，而没有读完作品似乎就没有资格说三道四。
《糖》以“我”与赛宁的肉体与感情为主线，兼写了小虫、苹果、三毛、奇异果等另类男女。“我”第一次坐在吧台上认识了在美国长大，有一个有钱妈妈的赛宁。“我”和赛宁都喜欢酒吧和音乐，我们都有惹事生非的气质。而赛宁并不足于“我”……两个人吵架后就闪电般进入爱抚，肉体与无助的灵魂在生长与发展中寻求安慰，每个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找与表演着行为艺术……“我”与赛宁相继吸食海洛因……在赛宁离我而去后，我与奇异果、“第三个男人”等发生了些故事……写到这儿我发现自己对小说内容的概括越来越像是在杜撰着一段顺口溜或者绕口令。然而这并不是我概括内容和结撰语句的幼稚，而是文本本身就是相近情境（历史感消解后的现场感）的靡乱堆积。杀人、卖淫、同性恋、滥交，所有这些性质相同甚至情节情境相同的过程被一次又一次高密度重复堆积，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做爱”一词的无数次出现。贯穿其间的，则是“灵敏”地异化和变态的感觉描写，看到下雨就想到“天空与大地在做爱”，这是典型的欲望和性的奴隶的感觉。在扉页《关于〈糖〉之三》广告词一般罗列的评语中，葛红兵以为棉棉书中描写的性是“一种符合理想的方式：在一个真正自由开放的社会，压抑者不会将性当作压抑的手段，自由者也不会将性当作反抗的工具，‘性’就是天性。”在理想社会里，“性是天性”并没有错，只是在这里似乎按错了对象，如果说棉棉所描写并体验的卖淫、滥发交、同性恋是“性的天性”是一种“符合理想的方式”，那么美好自然目标下的文明和情感又是什么？棉棉书中表现的性与爱是分离的，充其量，她只是“以一个女性的直觉”来“叙述她的好些细腻而敏锐的被夸张了的病态的当下感受”。相对而言，王干的话倒更接近客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