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读胡适可以改善人性
文 / 冉云飞 | 2005-7-5 20:57:00 投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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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读胡适可以改善人性
冉云飞
胡适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浮沉，基本上与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相始终，直可以当作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缩影来看。原先“我的朋友胡适之”，知音云集，激赏无数，在当政者宣布为大战犯后，便纷纷避之惟恐不及。从陈垣先生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一日起在《人民日报》发表《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开始，到七九年解冻，对胡适稍有公允评价止，经历了三十年的漫画和丑化，开始回归相对正当的学术研究之中。其间尤以一九五五年当政者号召人文社科界的头面人物纷纷写文章，大规模的“批胡运动”，快速高产的“宏文”——据台湾史学研究者逯耀东（见其所著《胡适与当代史学家》，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初步估计约有四百篇（2003年出版的《古史考》九卷，其中有四卷收集了四九年以来批判胡适的文章共243篇），在我看来肯定不止此数——最有“漫画家气质”和“艺术性”，漫画功夫实在高超。相比之下，雍正皇帝号召当时的士人批判裁诬“名教罪人”钱名世，无论从规模的大小，参与人数的多寡，还是波及范围之深广，绵延时间之长短，都远不及“批胡运动”来深刻猛烈。
自从七九年耿云志、胡曲园等人分别在《文汇报》、《复旦学报》刊发较为理性探讨胡适先生的文章，同年《中华文史论丛》第二期刊发胡适遗稿《〈水经注〉校本的研究》以及他致顾廷龙先生的信以来，胡适研究业已走过二十五之久。二十五年来，关于胡适的研究著作，不可谓不多。但大多数著作，多空洞而少创见（辗转稗贩的传记尤多，只有罗志田等少数人的较好），没有相应的知识根柢，更无深湛的思想发覆作基础，也少有从小处着眼的专题研究（只有少数研究胡适周围的学人群体和胡适与《自由中国》的书籍较有资料发凡之价值，但此种专题的思想深度不够是致命伤）。而且更容易患上的毛病是，不少写作都还陷于意识形态的桎梏之中，不能对自由主义精髓有深入的阐发，更不用说对其为何反共反专制有深入的探讨，就是行文的平白晓易、见解的宽容畅达都不能完全做到。
既然胡适不少资料都有待陆续发现和出版之中，那么有多少资料说多少话，即有一分有证据说一分话，自然是最为可取的切近胡适的研究态度。在这方面，我一直以为那些民间研究者做得比学院中人更好。除了学风关系外，学院中人哪怕资料不足，写东西多喜大框架，好发宏论，因为这样才能算一篇或者一部可以评职称的论文论著，如此一来，空疏不学的东西自然极多。而民间研究者，大多系兼职做学问，没有评职称的俗累，而且他们热爱自己实地搜罗的材料（当然也上图书馆），据手中的材料来做精短的小文章，由小文章的汇集，可以看出他们的研究思路。谢泳、程巢父、智效民、丁东、龚明德、陈子善等人均是如此，而且往往是他们从小处着眼的研究，能给人不少启迪。程巢父先生最近所出之《思想时代》便是这样一本好书。
针对学界历来关于胡适与鲁迅谁高谁低的争讼，拥胡拥鲁，各有理由，难以止息。程巢父以不少资料和史实指出王得后、钱理群、林贤治几位鲁迅研究专家，对胡适书籍涉猎有限，自然有可能曲解胡适。说到胡适一直负责任地批评当时中日外交关系时，程巢父反问了一句“钱先生不妨对照一下今日印尼迫害华裔的事件，在当今，还有这样独立的民间发言吗？”（《关于胡适评价问题》），“我们谁都有资格批评胡适，但必须批评得准确”。而且我读诸位的书有一感觉，比较认同胡适的诸位学人如谢泳、程巢父、智效民，比认同鲁迅的钱理群、王得后、林贤治诸先生，说话更讲论据，议论更平实，而后面三位更尖锐、更喜欢下结论，其实这也是鲁迅与胡适的一些区别，在其赞赏者身上的体现。不过，关于鲁迅与胡适，我认为二位缺一不可，没有非此即彼的道理，好像一山不容二虎。其实借用英国思想家伯林“自由的两种概念”来说，鲁迅近于“积极自由”，而胡适近于“消极自由”，缺一不可，没有任何一种自由都不能达致完全之自由。胡适的“消极自由”在那些想将社会变革一蹴而就的人看来，无异于和当政者妥协，或者可看作是有媚骨。譬如胡适的“好政府”主张，“八十年来一直在受着人们的菲薄与嘲笑。这是没有将理与事、理想与现实分开所致。事情没有成功，就反过来指责道理也是错的”。事实正是如此，社会的变革如革命的震荡超过整个社会所能承担的撕裂成本，于社会的所有个体均不什么好消息。因为早已有欧美国家的先例，在民主制度自由的制度下，来谋求个体在整个社会中的共荣。
“为民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胡适正是因为欣赏明朝哲学家吕坤这句话所体现的思想，晚年倾力研究《水经注》，为乡贤戴东原辩诬白谤。而程巢父也激于栽诸胡适身上诸多不实之辞，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辩诬。张中行老曾在《胡博士》一文里说林损因为反对白话文，反对新式标点，而被胡适开刀祭旗，遭解聘了。程巢父花了六七年时间（这样严谨的治学风气，在程巢父先生书中所在多有，如为笺证《陈寅恪诗集》中《寄卞孝萱》一诗之今典，专程“买舟东下”至南京，须知程巢父非那些拿着国家研究基金的研究者，而是自掏腰包），查阅许多资料来证明张中行是“误度”胡适，并且通过胡适研究者耿云志从八十年代左倾学风到求实学风的转变，来说明“一个原本具有良知的人，多读胡适的文字，可以洗涤‘左’的污染，恢复理性。克服乖张心理，在治学上趋向纯正。我相信多读胡适可以改善人性。这是我为他辩白的初衷。”（《张中行误度胡适之——关于林损对胡适的怨怼的辩证》）“多读胡适可以改善人性”，这个判断异常重要，至少我在不少胡适研究者身上，看到了他们平和宽容的态度，哪怕替胡适辩诬，也是从实道来，一般说来，不曲为回护。这在《思想时代》里诸多与人辩难的文章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样的学风，值得提倡，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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