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以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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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羽戈 | 2005-6-9 15:02:26 投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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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何以人文？
羽戈
2004年的中国——我们完全可以模仿黄仁宇先生描摹万历十五年的口吻说——“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然年初有时疫流行，年终有矿难和海难发生，又有贪官落马，总理掉泪等，但高贵的历史书写者站于宏大叙事的立场，却有理由认为：“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有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审视往昔，2004年确实没有留下足以惊艳历史的标志性事件，不像1998年，因为潜伏已久的自由主义浮出浩瀚的水面，可以称之为“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也不像邻近的2003年，因为不断有民间维护权利运动胜利的喜讯爆出，而被命名为“公民维权年”。2004年，如果一定要找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称号，似乎可以基于对“读经运动”与“甲申文化宣言”等思想争论的判定，相当勉为其难地冠以“文化保守主义年”这样暧昧难明的称呼。
就在这样一个年度里，去找寻一些富有人文意味的往事陈迹，想必不是十分艰难的事情。尽管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弄清楚“文化保守主义”这一火热词汇的具体所指——比如说，到底要保守什么。但我却能猜度出主张这种思潮的缘由。用“读经运动”的发起者蒋庆先生的话说，“近世以降，斯文见黜；经书之厄，甚于秦火”，重提“读经”，就是要虔诚聆听古老哲人的圣贤法言，唤醒对汉语文化复兴的信心，以期待“君子之国，大同之世”的翩然降临。这在一定意义上，会让我想起上个世纪90年代“重建人文精神”的思想争端，因为依我的私见，这二者的思想路向虽然略有歧异，可最终回归的事物却并无不同。我不知《2004：人文中国》的两位编著者——林贤治先生与陈璧生博士——是何种心思，是否会将“读经”与“人文”牵系起来；但他们以“人文”为名而表现出的对“读经运动”的看重，却是毋庸置疑。这本书所选的四大专题，“读经与传统文化”不但处在压轴的显赫地位，而且所占的份量，也非其它三者可以比照。从现时语境中的论争者如蒋庆、薛涌等，回溯到七十多年前鲁迅和胡适对所谓“读经”的看法，历程可谓长久，用意也可谓深远：一条历史精神之线颤动了这么多年，居然还逃脱不了几个本原命题的笼罩。以此来看，我倒可以同意以下要注明的一个细节：“文化保守主义年”这个说法，我最早就是听自于陈璧生博士之口。
但在这里，我却无意去探察“读经”与“人文”之间潜藏的关系，我只是想在指明这一事实之后，来引出我关心的问题：中国何以人文？因为近些年来打造“人文中国”的口号已漫漶出铺天盖地的浩大声势——政治需要人文，经济需要人文，文化则更不必言之——甚至也可以说，《2004：人文中国》，以及此前的《2003：人文中国》，正为“人文中国”运动提供了一个忠实的文本注脚。而“让我们人文起来”这一近乎戏谑的口号，无论是出自庙堂，还是民间，似乎于萌生的开端，就拥有着无须论证的自然正当性。《2004：人文中国》的编者在序言里，更是从中西两面文化传统入手，来阐释“人文”一词的深刻内涵。这里潜在的意思是，“人文”作为一种共识，已为超越时间和国界的人们所坚定信仰。我应该承认这些历史现象的实存，但这并不足以打消我固执的疑虑：今日中国，到底是否需要“人文”？还有，如果“人文”这个概念含糊不清的话，我们又需要哪一种“人文”？最后，是中国何以人文？
两位编者声称，“人文中国”的“人文”，意指源于西方的“人文主义”精神，简要而言，就是我们整天都能听到的，来自国家播音员义正词严宣讲的“以人为本”。如此说来，对于中国是否需要人文，已不再是一个问题。不但是中国，古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放弃了“以人为本”的思想，都难逃崩溃灭亡的厄运。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以人为本”中的“人”，是具体的某些人，如某个权贵阶层，还是普遍的大众？甚至，这里的“以人为本”，仅仅是一种僵死的教条，还是幻化到具体政策与举措中的理性精神？在当今中国，若是忽略了对这些问题的警醒，那么所谓的“人文”，很可能会沦为罪恶横行的幌子。
所以，我们就有必要问，我们到底缺失哪种“人文”？我们又该如何补充所需的“人文”？十年前，便有人以批判“躲避崇高”等思想为契机，呼吁重建现代中国“人文精神”的根基。这种与“痞子价值”对立的“人文”，我宁可偏狭地理解为一种自负的道德感；它的施行与普及，是以催化和扭转人性为手段，从而使得时代的精神高度陡然增长，“人人皆为圣贤”，至少也要达到批判者划定的及格线之上——对这一未来景象的勾勒，或许存有我的偏见；但十年中国的斑驳旅程，却很遗憾地证实了重建人文精神的失败：日渐技术化的年代，大多数人都无法避开道德冷漠症的侵袭，所谓的道德及格线已大幅度降低，“躲避崇高”即使说不上沦为时尚，但于今日喊出，肯定不会再遭受强烈的道义谴责。对此，思想病理学的学者们给予的诊断是：后极权主义统治下的犬儒主义病症。我不太明白这两个“主义”的深层次涵义，但却清晰地见证了韦伯所预言的“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思想镜头在中国开幕；同时，也见证着屹立于人文精神最高潮的批判者们再次披上“悲情的浪漫主义者”的外衣。
之所以说“再次”，因为在80年代，已经爆发过“人文寻求”的思想浪潮，当然，也因意外的政治事故而以惨败的姿势收场。《2004：人文中国》所选的最后一篇文章，林同奇先生的《三角张力与人文寻求：25年来思想论域之演变（1978—2003）》，即对25年来建构人文精神的历史做出了详尽评述。80年代中国的人文寻求，被林先生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波的探寻焦点“在于个体自我的独立存在及其与生俱来的价值、尊严和权利”；第二波“集中在人的本质和特性”；第三波是“针对人们日常生活之中所体现的价值结构和人的存在之终极意义”。随后，林先生指出，“90年代关于人文精神的整个论辩是围绕着80年代兴起的人文寻求展开的”。我们必须看到这一重承接，这至少在昭示，尽管经历了89年之后的沉寂与失语之痛，“人文中国”的提法却未曾中断。那些“悲情的浪漫主义者”，或者借用林先生的说法，“人文主义者”，并没有放弃过他们的思想阵地，他们依然在与新的敌人——如来自市场的商业化压力、来自学科专业化的压力、来自政治的压力等——进行艰苦的肉搏之战。林先生最后依此断言：“人文寻求显然并没失落”。
只要有人存活，人文寻求永远不会终止——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如此决断地定论，因为对人文精神的渴求是源自人性的，是激情的涌现，是灵魂的冲动。人文精神可能会呈现跨时段的断裂，但终究不会消逝如虚幻烟云。也正是出于对这一信念的坚守，我们才更有必要掠过让我们无比伤感的现实，而去毅然发问：中国何以人文？甚至还需要重复这个问题：我们所追寻的，又是哪一种“人文”？人文作为一个终极的路标和定点，是固定的唯一物；可它的面孔，却不止一张；通达它的路径，更不仅仅只有一条。而之于建构“人文中国”，我们应该在指出“人文寻求显然并没失落”这一显明的事实之后承认另一端险情：现今的人文状况已岌岌可危。我们也惟有在对过往“人文寻求”精神史的真诚反省中，才可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林中路。
在我看来，林同奇先生对90年代“人文精神之争”的判断过于乐观，也有失公允；但他对90年代另一场激烈的思想冲突——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的评价，却给了我莫大的启示。这场至今仍硝烟尚未散尽的争论，在广义的语境下，依然是对从1978年开始的新时代“人文寻求”的延续，只是换了一层意义，争论双方的目光都不再停留于几年前“人文精神之争”中断的地方。这场争论中的自由派代表徐友渔认为：“90年代的自由主义是80年代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潮的继续。它直接将人文价值的主张从前者的哲学层面转向后者的制度层面。”同样，新左派领袖汪晖也指出：“新的信念和新的自我认同需要新的、能够提供其社会实践的社会制度。”很显然，不管价值取向何等差异，论争者们都将矛头探至时代变革中的制度一面，期望通过社会规则与程序正义的完善，以推动自身思想的进展与人文寻求的落实。至此，制度建设替换了道德批判，一跃而成为重构中国人文精神的起点。
从文化——也即徐友渔所言的哲学层面——到制度，我不敢说这是一种思想的进展，可这一转变却很实在地暗示着未来中国人文寻求的方向。它未必一定是“中国何以人文”的答案，但它肯定是解答这个问题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在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年”，重提这一转变应该别有意义。如上所言，我并不知道“文化保守主义”究竟要保守什么，或许，这个罪过要加在2004年由新儒家和自由主义者组成的保守阵营头上。因为对于何种保守，他们内部就出现了重大分歧；促使他们站到一起的，不过仅是“保守”这一悖逆浩荡潮流的思想姿态。可这些杂乱的现实并不妨害我们的事理判断，尽管新儒家和自由主义各取所需，却可以明晰一点，保守的大致指向，是中国数千年儒家文化。——我们可以在“文化”这个词语下面点上醒目的着重号——文化可以是政治性的，但它却不能僭越政治的座次。文化与制度，正如自由与平等，是一个社会躯体进步的两个车轮，它们最佳的状态，是同等速度的滚动；一旦它们的速度不能保持和谐，就可能减缓乃至滞留社会前行的步伐。建构“人文中国”，当前最迫切的作为，就是要从文化的迷梦中跳出，转到制度关怀上来（当然，这不是说文化的轮子行驶得太快，而是说，我们的制度，如果不经过认真修补，还算不上一个完好实用的轮子）——反思出这一简明常识，已经耗费了中国十余年光阴；而对2004年的命名，却时常让我生出已经步入正轨的文化与制度车轮又开始错位的忧虑。惟愿这是我的幻觉。依据日前中国的险峻形势，如果“文化复兴”与“制度安稳”真的构成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二元抉择，我会毫不迟疑地站往后者一方。也因此，我愿意以一个譬喻结束我冗长的评论：2004年，文化保守主义在时代阴影里的抬头，决不能碰翻以制度之油维系人文寻求的灯龛，否则，灯覆火灭，中国又将回到千年暗室的苦难境地——只有文化，而没有人文。
《2004：人文中国》 （林贤治、陈璧生编&;#183;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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