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失败者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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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羽戈 | 2005-7-8 9:24:30 投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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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失败者一边
羽戈
“我没有想到过自己所写的东西是‘犀利’的，但也许我选择站立的那个位置是一个比较大的裂缝，一个更多的人都感到的痛点，所以看上去有点尖锐。”对于记者的赞誉，崔卫平先生的回应姿态相当低调。正是这种低调构成了她的一切思想的起点。“我选择站立的那个位置是一个比较大的裂缝”，这首先是一种对“我们自身的黑暗”的敏锐意识。因为在我们生存的这个虚浮的时代，诸多社会批判的刀锋所指向的都是外在的荒谬与罪恶，而遗忘了自我的幽暗心灵，事实上那个“痛点”并没有为“更多的人”察觉。人们在反抗恶的时候，总是要将自己当作善的标尺而毫无自省，这便致使一种恶被消弭，而另一种恶同时滋长，正如诗人约瑟夫&;#183;布罗茨基批评捷克总统瓦茨拉夫&;#183;哈维尔时所言：“因为一个与邪恶抗争或抵制它的人几乎会自动地把自己当成是善良的，从而回避自我分析。”这里潜藏着一种粗暴而危险的决断论：“我反抗，故我正确。”
反抗不等于正确，如同“苦难不等于正义”——这不是至高无上的真理，而是质朴的常识。承认这一常识，就是要承认“我们自身的限制”，就是要在进行思想批判的时候，不是选择站在海拔远远高于同时代人共有的精神水准的道德高地上，而是站在一个并不完满的裂缝上，甚至，“站在失败者一边”。在《我们自身的限制与批评的限制》里，崔卫平这样祈愿：“如果再让我去从事批评，我将对我的批评对象说：和你一样，我并没有第二个出身、第二种起源，我们的双脚是同时插在同一个历史、同一片土地之中的。我并没有离开你太远。也许你的疾病正是我的疾病，你的疼痛也是我疼痛，那使你陷入不幸的也正是我难以跨越的障碍。除非我们一道超越它，一道克服它，否则，任何人单方面都不可能获救。我愿以此微薄的心愿和我同代人共勉。”
批判的第一重工作，是对自身的批判。崔卫平的文本最能打动我的，就是这种自我发掘和反思的力度：真实、谦卑、而且流淌着现代的女性思想家特有的不合时宜的清醒（判定崔卫平是汉娜&;#183;阿伦特的精神女儿，一如阿伦特是亚里士多德的精神女儿，恐怕不会激起太大的异议）。或许正是这种罕见的精神风格，决定了崔卫平在2005年出版的这本《正义之前》所安置的第一篇文章，不是论哈维尔的《政治家应该担负更多的责任》，也不是关于那位去年引进中国的波兰思想家亚当&;#183;米奇尼克生平与思想的介绍，而是随感《站在失败者一边》。明确自己的残缺身位，与失败者们一起艰于呼吸视听，就是“不事铺张，不高声大语，不雄辩和诡辩，该省略的一概省略，该沉默的时候决不多说一句话，仿佛他们一边说，一边用随身携带的那种消音器将刚刚写下的话抹去——在那样多的人永久地陷入沉默之后，他们也不愿意特地将自己留在历史上。”她的立场一如既往的低沉而平实，似乎永久呼应着卡波维奇的那句诗歌：“请将这当作一个沉默的呼唤”。
我读《站在失败者一边》时，总要想起郜元宝先生用过的一个书名：“在失败中自觉”。我还会想起另外一个日渐失重的词语：“良知”。后极权语境的荒蛮之下，个体的“自觉”就是沉睡良知的复苏，这同样适用于哈维尔和米奇尼克，尽管这对朋友终极的政治走向是略微歧异的。“良心拒绝”，或者“良心的反抗”，点燃了“托马斯&;#183;曼的愤怒”，让这位德国作家在希特勒执政以后便开始了永不复返的流亡生涯（《托马斯&;#183;曼的愤怒》）；也打破了剧作家哈维尔的沉默，当局及其背后的苏联的暴政让他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侮辱，他有义务呼喊自己的声音（《政治家应该担负更多的责任》）；之于米奇尼克，十三四岁的他在课堂上就大声质疑被掩盖的真实历史：“如果共产党员必须说出真相，那么为什么不说出发生在卡廷的事实（指一场苏联对波兰军官的屠杀）？”（《谁是亚当&;#183;米奇尼克》）……这种“良心的反抗”带有浓烈的反省色泽，是对哀痛的主动承担，是对“沉默的深渊投以持久的关注”——“良知是我们身上最微弱的力量，它通常不出声，不大声喧哗，不指手划脚，更不盛气凌人。它像影子一样忠实于我们，保守我们的秘密与隐痛。有时我们感到什么地方不对劲，感到不习惯和不自然，正是良知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在提醒我们：有什么地方失掉了正当的比例，忽视了应有的分寸。”（《“我选择站立的那个位置是一个比较大的裂缝”》）
但崔卫平又在提醒我们，良知并不可靠，它缺乏一个固定的标准，因此不具有可效仿性。它所定义的反抗与另一种反抗，“公民反抗”（civil disobedience），有着不可混淆的差异——后者热切渴求着一种“精神共识”，一种公开的“可效仿性”。“良心的反抗”促成“好人”的诞生，而崔卫平一再强调阿伦特的名言：“好人只在危难关头才会显身，仿佛从虚空中冒将出来。”也就是说，依据个人良知的行为极不稳定，对此哈维尔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有些民众私下里向他们这类反抗者表示热情的善意，但在公开活动中却惟恐避之不及。于本质上，这是人性的悖谬。因此我们需要警觉，不能让良知逾越政治的边境，更不能让两种反抗互相侵蚀。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要像林国荣质问李昌平那样吼上一嗓子：“李昌平，你选择良心还是正义？”
我一直怀疑，主张“良心先于政治”的哈维尔的思想所潜藏的毒素，是否会大于他输出的健康养分，比较起来，我更倾向于其后引入的米奇尼克（我愿意将崔卫平在2004年编译米奇尼克的文集《通往公民社会》这一举措视为对哈维尔狂潮的一个反拨）。用崔卫平的话说，前者是道德语言，后者是政治语言（傅国涌将其修改为“公民语言”）。而很可能，惟有米奇尼克式的语言与行动才能拯救今日中国的陷落——我可以为我做下的判断举证：崔卫平评论周恩来的一篇文章，《政治家的政治作为》——遗憾的是，它没有被选进《正义之前》，尽管它是最合适不过的——放到一个知名论坛以后，所遭遇的反对乃至谩骂的回复之多，几乎让人惊悚。反对者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段话的力量：“把做了好事不留名的人——如雷锋，当作民族伦理的楷模，这是一个民族丧失了公开的政治生活、丧失了起码的公共生活及其尺度的严重信号。而对事后、背后、私下里所施加的小恩小惠感激不尽，仍然是臣民心理而完全不是平等的公民意识。”而依然沉迷于对作为道德偶像的政治家的无休止崇拜——这何尝不是“良心先于政治”的病毒的发作？对我们而言，这无疑正是一个险情横生的信号。“正义之前”的暗夜，我们如何承担？是顺应那虚假的光亮，坚持道德批判的优先性；还是追随米奇尼克与崔卫平等人的步履，悖逆时代的潮流而学习用“公民语言”说话，去经营一种短期内难见成效的“公民反抗”，“成为那块扭转事件方向的石子”（米奇尼克语）？——但愿这不是一个让人头疼的二元抉择，但愿。
《正义之前》（崔卫平著&;#183;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183;定价1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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