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膜修补术与美女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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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杜鸿 | 2005-7-22 11:44:47 投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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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女膜修补术与美女异化
杜鸿
静如的《守宫砂》，讲述了一个深刻而简单的故事：一个被男友赶出家门的二十三岁的都市美女，发誓要在五年内赚到五百万，以报复男友的负心。她将目光锁定在一个酒店老板身上，但一年后酒店老板以她不是处女为由轻松将她打发。为了得到五百万，她利用中国男人的“处女情结”，做了三次处女膜修复手术，利用假身份证与某市的市长秘书结婚；一边却用真身份与深圳的一位珠宝商不定期同居以获得金钱财富。承诺的期限到了，她有了五百万，可是在兑现诺言的前一个星期，抛弃她的男友却死于车祸。所有的屈辱和欺骗，所有的不堪和痛苦，所有往事和回忆，在这一刻完全爆发，她感到恶心，对自己，对身边的人，对那朵一次一次变色的处女红……
小说一开始，静如就制造了一种奇大无比的语言异境，她在小说的开头就直抵脊骨地写道：“什么废话都不要说了，钱最重要。”就是这句话，无疑给她和读者制造了一个非常的语言高台：内容是钱，而语言是终结了所有废话的语言。但是读完整部小说，我以为，静如和她小说的主人公一样，用这句话制造了一个不小的语言骗局，让人惊喜的是，她却在她近乎报道似的语言里，呈示了一位美女被商业化的全过程，而且是触目惊心的商业化过程。这个过程在小说里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符号：三次处女膜修补。在这个符号背后，有两个非常沉重的线索，一条是作为人的属性的美女肖尘尘，本能地对真性灵的渴求；另一条是她的处境必须导致她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商业化的全过程。小说所呈现的这些是极具代表性的现象。这是当代人普遍存在的心理元素。从浮在表面的明星，到蜗居在最底层的打工妹，他们的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渴求一种最大价值的商业化，而与此同时，他们又会在文化上进行本能的否定和抵抗。正是这样一组矛盾，让他们遭受着灵魂的炼狱。
应当说，静如的小说是传统的。无论是作者的立场，还是作品中主人公肖尘尘的内心独白，都是极具传统文化属性的。在肖尘尘没有被赶出门之前，她是传统的，她是一块没有商业化的玉石。她可以为了爱去讨好社会和生活。从小说无处不在的心理描写上，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来，而且在肖尘尘与诸多男人周旋时，她的心声甚至更直接告诉了我们。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作家的立场和主人公肖尘尘都没有木子美似的异化，她们都有着非常传统的审美观和人生观，她们的行动完全是一种在传统的太阳下面被商业化的全过程。所以，她们就像静如在小说中所讲的一个故事一样，是“对麻醉有抗药性的被手术者”。她们一方面在被快速物化和商业化，同时她们更在发了疯般地疼痛。
这些在小说里都是随处可见的。但是，肖尘尘的商业化又是渐进性的。先是对身体的探问，然后再一步步向外在发展，直到她和张福荣假结婚后，一些本能的抗争才非常明显地显露出来。换一种说法，她和张福荣的婚姻就是她过去真我的镜子。比如，在肖尘尘与张福荣的婚姻遇到危机时，肖尘尘的心理是：“我在机场候机与别的男人勾搭，跟他结婚后还跑到宾馆和别的男人睡觉，我跟他结婚的身份证是假的，我有父母和姐姐可是我告诉他我是孤儿，而他那方面，不顾我来历不明的身份与我结婚，买的房子写的是他认为我身份证上的我的名字，他和旧同学聚个会我和他大吵特吵，他的旧情人为他送伞我感觉到自己要发疯了一样，如果他换作是我，他会怎么样？如果我换作是他，我又会怎么样？”当她的处境与她的本性分离得越显著时，她内心的冲突就会越激烈。
在肖尘尘无声无息地离开张福荣之后，她的内心觉得，“人生最可耻的事莫过于你买了去武汉的机票，却坐上了去广州的火车。我费心巴力地弄假身份证，大无畏地奔跑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为了完成自己的五年之约，却不料跑来跟一个人玩爱情，真TMD可耻到极点。肖尘尘，像你这种人就算死了也没什么值得叹息的！”这种对传统道德观对自己的行为的谴责，其实在小说里几乎是无处不在的，它时刻都隐藏在商业化线索的后面，让她的灵魂不得安宁。当然，也不能说，这种情感或灵魂没有起到反动的作用。当她决定离开张福荣时，她放弃了房子就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反动例证：“坦率地讲，我打过房子的主意，但是一想和张福荣在一起时他待我不薄，便放弃了这个念头……”
从五百万这个商业化目标而言，因为传统的道德，才是真正导致她的处境的真正内因。甚至，有的时候这种心灵层面的传统，也如同物质一样面临着被瓦解的危险和傍徨：“有时候会后悔跟张福荣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和感情，有时候又很庆幸认识了他让我过了一段平淡而开心的日子，人一分开，能想起的不再是那些琐琐碎碎的烦心事，而尽是一些让人甜蜜的回忆。”
但是，虽然它们始终是最柔软的，但是也永远是最坚硬的，“想起第一次在夜总会认识他的样子，想起那一次我们牵手在那个叫菩提的城市沿着街道一遍一遍地走，想起第一次搬进他帮我租的房子，想起那个送伞的雨天我跟只落汤鸡一样回到家，想起他的同学们的聚会时他那灿烂的笑容，想起……突然有种流泪的冲动。”这种泪无疑裹着肖尘尘无法逆转的疼痛。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人生即使是做戏，其实每分每秒对谁而言都会永远难在。作者让这种情愫直抵我心。
很多时候，在我看来，作者静如与肖尘尘是一体的。所以，我读静如的作品，和看许多才出道的演员演出一样，在心里，我一直认为她是一位本位作者，或者说是本体本色作者，即作者的立场与文本的立场是一致的作者。我曾经在一次讨论中说过，我从木子美、竹影青瞳身上看到了她们对创作的贡献，那就是她们打破了作者一成不变的立场，她们可以设计作者。因为作为一位小说作家，我丝毫不怀疑她们作为生活者的道德观。因为，一方面她们生于这个社会，是这个社会中的一员，社会属性是她们与生俱来的。另一方面，她们从事的是小说写作，不是在写自传或新闻，所以，我们必须从文学的角度去研究她们，而且根本不能将她们与生活“对号入座”，那是一种偏离，对她们也是不公平的。正如一个掏粪工，因为他与粪打交道，你就认为他本质上是臭的，这是不对的。甚至从掏粪事业或创作上而言，他们是非常了不起的，至少他们有牺牲精神。
当然，和她们比起来，我觉得静如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传统写手。她的文字规中距。她的意象也没有什么怪异或叛逆因素，尤其是她的文学道德几乎与社会道德是一致的，没有分岔。她将自己的道德观与文艺观与审美观和主人公肖尘尘的内审机制绑在一起，所以，读者是非常容易看到她的立场的。甚至在很多时候，我们是可以非常分明地看到静如在文本里面走动的影子的。所以，这为我们考察主人公肖尘尘提供了便利，可是，另一方面，毫不隐讳地说，它削弱了小说的艺术性。
她也不止一次让主人公忏悔：“想起那些我经历过的人，我不止对不起一个人，张福荣，邓家庆，修理厂的女老板，最对不起的是修理厂的女老板，她那么信任我，却不料我是一个如此卑鄙的女人……”这种几乎就是为了自我解脱的忏悔，在文本中常常见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作者就是靠这些直白的手段在推动文本硬着头皮向前前进。
小说到了最后，应该是揭底的时候了，主人公的五百万也到手了，为商业化的全面实现所发动的原始动力却已经很微弱了。如果是我，我一定会制造出另外一种结局。可是，就像舞台的演员一样，静如必须让“她”演完自己编剧的戏。于是，在前夜，她再次以肉体的方式进行了忏悔，而在这种忏悔中，让人看不到灵魂的死亡。至少我是看不到的。如果说，让一个灵魂得以死亡、肉体得到再生的人，因为与一个小人物交手获胜而通宵不眠，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电话通了，事情明了了，结果也出来了。小人物——作为主人公获得商业化动力的源泉消解了。如果，前面的动力真正成立的话，或许这样的结局是最真实的结果。我相信，事实肯定是这样。无论怎么说，静如完成了她心灵上的脱胎换骨。她通过这种小说方式完成了自己小说的归宿。
相对精神被解构的过程，商业化一直是静如这部小说的前台戏。如果说在这方面有最深切的感受的话，那就是商业化在对人异化过程中的迫不及待。肖尘尘的处境则是作为商业化症状的五百万在时时刻刻催促、审视着她的灵魂。其实这也是当今所有中国人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渴望被快速商业化，另一方面，因为文化和家园感的原因，本能地对这种商业化进行拒绝，从而产生一种诱惑和矛盾对心灵进行碾压的疼痛。她分配三次修补的处女膜，有一次是为爱，有两次是商业化，就很能说明问题。
一切皆结束了。一明一暗，一个心灵之本源的镜象，一个商业化的粗暴处境之现实，合起来把主人公肖尘尘变成了呕吐的机器。静如的小说也完成了。她以她最大的优势，一个故事，把当代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无论名人还是百姓的处境，全部像泼杂碎一样，泼在读者面前，泼在人们的眼里，泼在每个当代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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