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式的徘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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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前身汉武帝 | 2005-7-26 8:31:57 投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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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式的徘徊者
前身汉武帝
“现代是从什么时候结束？后现代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一系列的问题非常复杂，我是故意绕着讲，因为我自己做学问就是这么绕着做的，这又是狐狸型的，又是在那里迂回。所谓徘徊也包含迂回的意思。”
这是哈佛大学李欧梵教授在他的学术自传《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一书中的一段夫子自道。熟悉欧梵先生的人都知道，他一向喜欢以“狐狸”自喻，如他的一本学术随笔就叫《狐狸洞书话》。
狐狸是狡黠而行踪不定的，它总在犹疑、探寻中徘徊游走。而欧梵先生正像一位狐狸式的徘徊者，游移于中／西之间、现代／后现代之间。他曾有过一个妙喻：每个研究过现代文学的人都得背上一个“十字架”，以古今为竖轴，以中外为横轴。显然，十字架之喻首先意味着研究者必须承受的负担；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由十字架构成的关系复杂的坐标，又为研究者提供了无限的徘徊空间。
作为华裔美国学者，欧梵先生难逃宿命地徘徊于中西文化之间，他在《中西文学徊想》一书中，便勾勒出了他在中西文学碰撞中腾挪趋避的轨迹。而在后现代理论兴起之后，他又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跳起了‘脱步舞”。我想，但凡读过李欧梵著述的人大概都会有这样的印象，他不是那种一脸高深、经院气十足的学者；相反，他是一个很随和、很生活化的学者：他厌倦于头头是道的“宏大叙事”，学术关注点不仅“杂多”而且“零做”，又往往喜欢在理论思考中穿插进对通俗文化如吴宇森、王家卫影片的感受，这些特征无疑都多多少少与“后现代”有染。不过，李欧梵在面对“中国问题”时所显示出的现代性焦虑和担当意识，又表明他仍然没有跳出现代启蒙主义学者的行列。比如他说：
“一方面我认为中国的历史是永远有意义的，不能够相信西方所谓历史没有意义的说法；一方面我觉得这个有意义的历史也快到头了，于是有一种焦虑。所谓快到头的意思就是一方面我的一些大陆朋友对于这一条革命的大历史、大叙述有一种幻灭。幻灭之后，下面的问题是，中国走哪条路？历史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要追寻这个意义的问题，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焦虑。”我们知道，后现代主义者是否弃历史感的，因此，当欧梵先生为追问“历史的意义”而紧锁眉头之时，他也就暴露出了与“五四”学人相似的启蒙心态。难怪他曾戏称自己是个“半吊子的后现代派、后现代式的人物”。
狐狸又是生性好奇而多变的。因此，欧梵先生做学问崇尚“杂学”。他谈到当年在哈佛读书，后来用得上的都是胡乱旁听得来的东西。他又像狐狸一般善于在徘徊游移中寻找机遇。从他的“学术自传”中，我们会不时遇到有关“游荡”的有趣母题，如深夜在芝加哥的火车站形影相吊，在革命风潮里浪游巴黎……事实上，他最初就是抱着走向世界的意愿从新竹这个小城到台北的，后又觉得台北太小、太土，于是又从台北到了美国，这似乎都是冒险小说的情节及其主人公的性格。这种“乡巴佬”的经历令人想起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但欧梵先生的冒险基本上是在学院，他说，“我是狐狸型的，这里闻一闻，那里嗅一嗅，这里弄一点，那里弄一点。我一方面是怀疑，一方面是好奇”，“我常常会对那些奇说异论好奇的成分大于排斥的成分”，“对我来说，求学最过瘾的是一种刺激”。
他在求学、问学乃至治学之道上徘徊，种种的好奇和刺激也带着怀疑以至迂回和犹豫，这是一种极其紧张的精神活动和文化生产的过程。而他自有自己的应对方法，“而犹豫的时候，中间有一种张力的话，有时候我用一种矛盾的方法处理，有时候会冒出一些火花，有时候就很难处理，就掐死在那里了”。
如果说这种徘徊的思维方式中包含着某些“辩证法”，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导师史华慈。李欧梵介绍说，他在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方法，都深受史华慈先生“犹太式辩证法”的影响。正由于这种辩证方式的作用，他认为任何一种思想系统，不管是儒、道、佛，还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浪漫主义，或者现代或后现代，都是复杂的思想系统。而对任何一种思想系统，他都不简单认同，也不轻率排斥。因此，他既能接受源自于“新马”的文化研究理论并将之应用于他对上海都市文化的研究，同时也呼吁那种“老式”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按照英国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183;伯杯的说法，古往今来主要有两类学者：一类是刺猬型的．一类是狐狸型的。刺猬型的学者相信宇宙中的一切问题可以凭借一个系统来解决。这类学者的代表人物就是黑格尔与马克思。狐狸型学者则不相信世界上的事情可以靠一个系统．或者纳入一个系统得以解决，对任何声称可以解释一切的系统都满腹狐疑。这类学者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而欧梵先生自然亦属此列。
作为一位狐狸式的徘徊者，欧梵先生和本雅明笔下的巴黎“游逛者”颇为相似，但他不像后者那么忧郁。尽管他有着强烈的世纪末的怀疑和困惑。这种乐观根源于他少年时代的“世界主义”抱负，用波德莱尔的话来说就是：“对人生的千姿百态什么都好奇，什么都想知道、理解和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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