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说可不可说，非常不可说
[img]../images/line_two.gif[/img][b]不可说可不可说，非常不可说[/b]
文 / 朵渔 | 2005-7-28 8:35:53 投稿 |
[url=/Comment/ArticleComment.asp?CommentID=96&;CommentType=3] 评论[/url]
不可说可不可说，非常不可说
朵渔/文
十余年前，我曾在北京老辅仁大学的旧址读过一年书。这所学校原为涛贝勒府，校园古朴典雅，青砖绿瓦，绿树成荫，后花园虽大半颓废，却也曲径通幽，绿肥红瘦，老花工已是满头华发。那时候只知道躲在假山后面谈恋爱，尚不知陈垣、胡适、傅增湘、翁文灏、沈兼士等大师名流曾在这圣殿般的大堂里进进出出，弘文励教。对于顾随先生的大名，更是闻所未闻。
得识顾先生，缘自古典诗学名家叶嘉莹先生在北师大的一次讲座。那次叶先生讲的是“花间词”，形神兼备，激情四溢。讲席间，叶先生多次提到自己的老师顾随顾羡季。后来又有机会与叶先生当面求教过，也每次必谈恩师顾随。遂多方搜求，开始读顾先生的书。
顾随（1897"1960年）原名顾宝随，字羡季，别号苦水，晚号驼庵，河北清河人。四五岁时即入家塾，受乃父严苛庭训，读四书五经、唐宋诗文及先秦诸子。1915年通过了北大国文系的入学考试，北大校长阅卷时，发现顾随的中国文学水平卓异，建议他改学西洋文学，以求开阔视野，使学业能有更大突破。于是顾随先到北洋大学预科专攻英语，两年后转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在北大他获得了很好的西洋语言与文学的修养，先后到燕京、北平、中法、北京、中国、辅仁、北师大等高校执教。解放后曾担任辅仁大学中文系系主任。
顾先生毕生从事诗、词、曲等古典文学、佛经文学、禅宗偈语及晋唐以来书法之研究、赏析、讲授与评论，并用之于创作实践，历数十载，著述颇丰，造诣极深。先生尽瘁于教育事业垂四十年，桃李满天下，侯仁之、周汝昌、黄宗江、杨敏如、 郭预衡、史树青、叶嘉莹、邓云乡、吴小如、颜一烟等专家学者当年均受教于先生门下。先生的挚友、刚刚仙逝的启功教授曾撰联说：“文苑仰宗师，众失拱辰三十载；书坛标重望，脉延典武两千秋。”著名戏剧家、先生弟子黄宗江称：“读破万卷，再抛却万卷，与天、地、人、物俱化，自能达到一种至高境界。顾随先生就是达到了这一境界。”并誉先生之学为“顾学”，倡议后人毅力研习，继承发扬； 著名红学家周汝昌更是对先师赞不绝口，他曾用一词概括顾先生，曰“悲天悯人”，就是说顾先生不是一个萎萎琐琐的小门小户的小儒小文人，而是胸襟博大、情怀广阔的大艺术家大词人。他说：“顾随先生身为中国韵文、散文领域的大作家，理论批评家，美学鉴赏家，讲授艺术家，禅学家，书法家，文化学术研著专家，贯通古今，融会中外。这多方面，他都是一位出色罕见的大师，超群轶伦的巨匠……顾随先生也是一位哲人。其识照，其思想，其学力，其性情，其胸襟，博大精深，弥沦万有。其治学精神，以诚示人，以真问道。忧国爱民，为人忘己。精进无有息时，树人唯恐或倦。凡此诸端，皆我民族文化之精魂，于先生之立身志学而体现分明。”
顾先生涉猎广泛，自号“杂家”，但哪一方面都不是浅尝辄止的。他写小说，曾入选过鲁迅先生所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83;小说二集》；他填词，曾陆续刊行过《无病词》、《味辛词》、《荒原词》、《留春词》、《霰集词》、《濡露词》诸集，赢得个“苦水词人”的美名；他编剧，计有《馋秀才》、《再出家》、《马郎妇》、《祝英台》、《飞将军》、《游春记》等6种计26折，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后一位发表杂剧的剧作家；他精于书法，师承其师沈尹默，草楷皆工，是现代书法名家；先生用力最勤、成就最大的，大概就是论诗和谈禅了。论诗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驼庵诗话》、《倦驼庵稼轩词说》、《倦驼庵东坡词说》等，谈禅的著作主要就是《揣龠录》和授课笔记《佛典翻译文学选》。
谈禅大著《揣龠录》写作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是应张中行先生之约，在其主持的佛学月刊《世间解》上连载的，凡十二篇，这也是先生唯一的禅学大著。 “佛典翻译文学选” 则是顾先生五十年代中期在大学中文系开设的一门课，这在当时也可算是独一无二的。其实顾先生接触禅宗与佛学极早，用力也甚勤，他曾自述道：“苦水生于穷乡僻壤，弱冠之年时见到一部《金刚经》，取而读之……”开始只是觉得新鲜有趣，特别是那些禅宗偈语，颇觉意味悠长 ；后来有一次听胡适先生谈禅，开始对禅宗有更深入之了解。先生一生体弱多病，未及中年便已湿寒缠身，常有“身如黄叶不禁秋”之叹，感到“历来所学并不能帮助自己渡此无可奈何之关头”，方用力学禅，以期“亦可稍睹光明也”。如此病躯，虽痛苦，却也不失为一剂参悟四大空无的良方。
谈禅不易，有关禅的种种是最难索解的。张中行先生说谈禅是“以悟力脱苦境”，是“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就错”。禅语多以机锋出现，言在此而意在彼，打破了“名者，实之宾也”的表达规律。谈禅不仅要有才学，更要有悟力。然而“工夫到处，自然成一境界”，顾先生是深入研究过大量佛教典籍的，并通过对禅宗的参悟，更深刻地参悟到文学精神和人生哲理。顾先生将自己的谈禅大著名之曰“揣龠录”，“揣龠”典出苏东坡《日喻》：“生而瞽者不识日。……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龠以为日也。”意即自己谈禅犹如瞽者之于日，“一误于扪烛，再误于揣龠，简直满不是那么回子事”。这当是自谦之语。事实上，顾先生谈禅，简直是“神乎技矣”。谈禅最怕玄之又玄。本来一句“如何是佛祖西来意”，虽答者举不胜举，惟赵州和尚一句“庭前柏树子”能够流传宇宙，震铄古今。顾先生大可比之于赵州和尚。张中行先生对顾先生的这些文字是最有发言权的，他说，顾先生虽是在家人，谈禅却还是坐在禅堂之内，是随着禅师的脚步走的，赵州是赵州，马祖是马祖，绝不俯就常识，不乱下诳语。先生的识见也特深，才华极大，论词说禅，都能体会最微妙之处，在行文上更是轻轻点染，潇洒跌宕，使闻者一以知十，“当散文看也是上品”。
先生文字之潇洒疏朗、风神兼备，随便拈取一段来看：“中秋重九俱已来临，而又过去，天地萧杀，草木黄落，已是淮南子所谓‘长年悲’的时候了。文人诗人，这些日来，饮酒、持螯、赏菊、登高、插茱萸、看红叶……正是闲里偷忙，静中取闹……”（《揣龠录&;#183;不是不是篇》）驾轻就熟，娓娓道来。不仅如此，先生文字风趣幽默处更是不胜枚举。如《揣龠录&;#183;不可说》开篇便拈出一则小故事：“五代时的长乐老冯道使人读《老子》，臥而听之。其人开卷，以第一句中‘道’字触犯相公讳，乃读曰：‘不可说可不可说，非常不可说。’”这五代时的长乐老姓冯名道，其道字正好与《老子》中的关键词“道”字一模一样。想必为他诵读的侍从也是一介书生，否则是难得将《老子》诵读得下來的；但其又是一介富有幽默感的书生，不然是不会有了那样活跃的灵感细胞，为了避讳而巧妙地将“道”改诵为“不可说”的。顾先生说其是粗俗谚语却讲到了实处，是本来打歪了却正中靶心，“无心人讲话，最怕有心人听，却有正要有心人去听”，若不然，即使我佛出世，作狮子吼，终归也是个“莫名其妙”。
顾先生说禅，并非仅仅为了安身立命、参透人生、避世、得大解脱，相反是为了更大的担荷，如其所言，“万事都输白发，千秋不改红尘”，他是抱定了寂寞心，跳进了尘世里。另外，顾先生说禅，也是为了由禅入诗，用禅学精义来解说古典诗词。先生毕竟首先是一个“老牌的词章家”（吴小如语），说诗填词更显其大家气象，如诗之“力”与“静美”，诗中之“常”与“灭”，诗人的“寂寞心”，诗之“感化”与“征服”，诗之“自然”与“机心”，诗之“无可奈何”等等，都是极高明的见解，一看便知是自生命中来，自感悟中来。谈到诗与禅的关系，顾先生认为，到一定的境界，二者之中均有“不可说”者。所谓不可说者，并非“无”，而是“真有”。因此，“不可说”并非玄妙，凡一境界其最高深微妙处，皆是“不可说”。庄子曰：“道可得而不可见。”因“不可见”故“不可说”。虽禅是禅，诗是诗，而其精深微妙的“不可说”的境界是相通的。
“不可说”是“道”，得道者方为大师。相传梁任公与顾随二人对“不可说，不可说，一说便是错”有相似的体认，二人上诗歌赏析课时，遇到绝妙好词，均只能言“好，真是好”，其他的再也说不出。
■
页: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