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昆廷•贝尔笔下的伍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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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萧易 | 2005-11-10 11:24:08 投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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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昆廷&;amp;#8226;贝尔笔下的伍尔夫
萧易
这里谈论的弗吉尼娅&;amp;#8226;伍尔夫不只是那位名作家，甚至不只是那个名女人，剥离掉（或暂且搁置）那些职业/性别标签后，她首先是一个普普通通、有血有肉的人，更确切地说，一个饱受精神病折磨、焦灼不安却又顽强地热爱着生活的人；在译者看来，昆廷&;amp;#8226;贝尔这部传记的立场是，弗吉尼娅首先作为个人存在，其次，在此基础上，她也有着作家和女人的全部特征。
作为弗吉尼娅幸存下来的唯一外甥，昆廷&;amp;#8226;贝尔有着了解弗吉尼娅生平的优先权，他本人是布鲁姆斯伯里新一代的艺术家，自幼在离经叛道的氛围下长大，深受自由主义意识的浸润，这背景赋予了他一种让卫道士们不知所措的叙述尺度（比如对乱伦和同性恋的描述），与此尺度相随的是良好的幽默感和睿智。
昆廷&;amp;#8226;贝尔是位画家，这部书籍和其他一些弗吉尼娅传记的区别就在于，昆廷没有越俎代庖地佯装资深文学评论者，而是恪守本分地从亲人/艺术家角度讲述了弗吉尼娅的故事；作为亲人，他对弗吉尼娅之秉性、脾气有着第一手的了解，这一点是其他传记作者无法企及的；而另一方面，艺术家的职业又令他对弗吉尼娅的创作心态怀有深度的理解和认同，要知道，所有的艺术职业都有着共同的天性，都受制于激情，追求艺术领域内的真实、愉悦和创新。
这本书由此呈现出了两个特点，即对弗吉尼娅精神状态的揭示和对其写作过程的描述，与此同时，它相对回避了针对具体作品的微观剖析；因为说到底，分析人性和分析作品是两回事儿，后者其实是文学批评家而不是传记作家的范畴，可惜，大部分传记作家并不满足于前者，偏想画蛇添足地在后一领域内有所建树，结果那些初浅、非专业性的文学批评往往是传记作品中最令人啼笑皆非的部分。对于弗吉尼娅这种风格暧昧、富有争议性的作家来说尤其如此。而另外一些传记则正好反其道行之，它们的作者是些杰出的文评家，其作品本身可能正是当年博士论文的自然延续，这种传记往往专擅作品分析，在人物刻画方面却一塌糊涂。昆廷&;amp;#8226;贝尔跟这两类人恰恰相反，他很明智地做到了扬长避短，把自己的身份仅限于人类史学家（不错，传记作家就是记录人之历程的历史学家）的范畴，为我们提供了传记写作方面的一个成功范本。
弗吉尼娅是个极度神经质的人，正是由于这种气质以及附属于这种气质的想像力，使她在艺术领域内的发展成为可能，孰论幸与不幸，她在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禀赋，得天独厚到了在现实生活中为此饱受折磨的地步。她的顽强和认真也因此是值得景仰的，因为就是在疯病的威胁下，她终其一生几乎毫不间歇地从事着小说和评论写作，病痛之余创作了大量作品，用卡夫卡的话来说，她用一只手挡住命运的袭击，另一只手匆匆在纸上记下自己想到的东西。而她身边那些条件远优异于她的人却随着年岁的增长逐渐泯于众人，或至少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具，比如萨克逊&;amp;#8226;锡德尼-特纳、利顿&;amp;#8226;斯特雷奇或德斯蒙德&;amp;#8226;麦卡锡等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弗吉尼娅青少年时代由于性别原因没能进入高等院校，这固然是她的终生隐痛，可也未尝不是激励她加倍努力的主要动力，而今，那些曾令她称羡不已的剑桥才子只不过是文学史上的过眼人物，而弗吉尼娅却已成了二十世纪的意识流大师，在此意义上，命运何尝不是公平的？
正如序言开头所言，从另一方面来讲，弗吉尼娅又具有女性的全部特征，是许多专攻女性问题的社会学家的研究对象，弗吉尼娅是位成长于维多利亚后期的知识女性，少女时代深受维多利亚道德规范和男性世界观的禁锢，成年后也不免受困于斯，为此，她终身致力于女性社会地位的拓宽。不过在这一方面，她远没有她姐姐瓦奈萨走得更远或做得更绝。弗吉尼娅缺乏瓦奈萨的那种坚定和健全，那些让瓦奈萨不屑一顾的社会因素仍构成对她的侵扰，从对罗杰&;amp;#8226;弗赖传的态度来看，她远比不上她姐姐诚实、坦然。正是由于这种特征，弗吉尼娅一生都不具备她姐姐那种视社会压力为透明气体的傲然和自若，她的淑女风范和清教徒精神也对她的写作有着负面影响，比如，她看不惯《尤利西斯》，理由是它显得“粗俗”。当然，跟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相比，弗吉尼娅的具体成长环境使她呈现了更大的局限性，然而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她之所以显得真实、有血有肉的原因之一，她是个顽强的人，尽管不够健全；她的写作就手法来说并不完美，但以其特异质地在二十世纪经典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管命运怎样无情，作为一个努力克服痼疾和社会压力，从而尽可能实现自我价值的人，弗吉尼娅&;amp;#8226;伍尔夫度过了充实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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