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本”与“人本”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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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清华 | 2005-11-21 16:10:09 投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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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本”与“人本”之间
——关于《非非》的一个简单轮廓
张清华/文
终于说到了“非非”。和它比较起来，一切似乎都变得有些微不足道了。这应该是一个“谜”：在八十年代的后期，即便是在中国理论界的“前沿地带”，关于“解构主义”的知识也还是相当陌生的，更遑论成为一种哲学与诗学的思想和实践了。然而奇迹就这样发生了，非非主义的诗人们构造出了复杂深奥、庞大宏伟、而且充满了“语言/文化的双重乌托邦”色彩的，具有着“玄学”意味的解构主义的诗学理论。我想，这除了表明诗歌比哲学和其他理论更靠近“思”与“在”的本质之外，很难有别的解释。这就决定了非非在当代中国诗歌实践与诗学理论方面的地位——可以说，在当代众多的诗歌群落与流派中，没有哪一个在诗学建树的深度、复杂和影响的深远方面，可以与它相提并论。
“非非”的名字可以说是一个绝妙的发现，它有点像上个世纪初欧洲的“达达（dada）”，达达是一个无意义的音节，而这样一个名字恰好暗合了这个诗派反对传统文明与价值的特征。“非非”作为一个汉语词汇，在字面上显示为一个可以任意颠倒反正关系的词组。这也就很意味深长地表明了它的“现代性精神”。无疑，它的首要意义是否定的——按照字面的意义，即是“要否定那些应该否定的东西”，所以乃有“前文化”之说。世界和历史业已“被文化化”了，那么要想使人类的认识与表达重新返回或者抵达“原始的真实”，就成了一个严重的哲学认识论问题。而对语言的怀疑和改造，对词语的“能指”之外所引申出来的一大堆“文化含义”、“象征隐喻”等等积淀的刻意剔除，就成为非非写作的起点和原则。但这样一来，问题又出来了，“前文化状态”的语言，不过是个乌托邦而已，写作者再有自觉，也很难完全剔除语言与文化中沉淀下来的集体无意识与个体无意识，所以在1986年的“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展”中，非非诗人的所谓“三还原”（感觉还原、意识还原、语言还原）、“三逃避”（逃避知识、逃避思想、逃避意义）、“三超越”（超越逻辑、超越理性、超越语法）的说法，也就仅具有有限的“自我提示”意义，而很难变成一种写作实践了。
上述简单粗暴的解释很容易会招致非议，在这里，我确无力廓清非非诗学的庞大理论体系，我想说的是，非非主义问世的意义在于，它真正促使了中国诗人的“语言本体意识”的觉醒。虽然是从语言的层面入手，但试图解决的问题，则是文化，是认识论，是“存在”意义上的追问与置疑，是诗学的真正自觉和专业化的确立。所以我认为，非非在一开始其理论意义就大于实践意义，其诗学的“普遍启示意义”就大于“具体操作意义”。如果不从这方面来认识非非，那就是误解和舍本求末。
这也就在内在逻辑上注定了非非在90年代的转向——由“语言/文本”立场的写作，转向“启蒙/人本”立场的写作。仅把这种转变归因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是不够的，西方的结构/后结构主义运动的实质，也是从语言指向文化，甚至政治，德里达所反对的一切“关于存在的形而上学”的词语，矛头无不是指向等级、中心与专制的基础。因此非非主义的转变是很自然的事情。周伦佑在1992年提出的“红色写作”的主张，其意义我认为也正在这里，它不仅是对非非前期思想的反思超越，同时也是一种延续和继承。在反对新语境下的个人主义、蒙昧主义和缺乏现实及物性的“白色写作”方面，敏感的非非诗人又作出了新的贡献。它有效的推动了90年代中国诗歌中人本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潮的自觉。
由“方法”回到“内容”，可以说是1992年《非非》复刊号的标志性特征。同时，随着这一转变，非非流派也变出了一个开放的群体，1992年1993年的两期《非非》，可以说集中了这年代里最优秀的诗人和作品，“非非主义”也因此而获得了新的含义。进入世纪之交，非非诗人又进一步分化，这大概和诗歌界的整体的分化变动有关系。我个人认为，也许有“第三个阶段”的非非，因为在2001年以来出版的三卷《非非》中，既可以看到新的作者群体，又可以觉察到他们的诗歌观念的某种融合和“回归”：在周伦佑的长诗《变形蛋》中，玄学思想与人文主题、语言本题与启蒙内核的结合，成为明显的特点。这一点从本期所刊的作品中也不难看得出。我想“继续非非”的含义，大约也应是在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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