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近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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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陈永苗 | 2005-11-23 17:42:07 投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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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近代中国
陈永苗
近代东西文化冲撞郭嵩焘语之“天地之大变局”。在传统社会和现代化之间出现地壳运动，风电云起，激荡于中华天地之间，与“春秋战国”类似。在这种古代和现代性的断裂之中，近代敏锐的知识分子捕获到历史本质的气息，用文字符号表达出来的思想言论，具有文化母题的价值。
时至今日，曾经驱动近代中国变迁的动力仍然存在。原来个人通过文化认同而获得意义和秩序感的结构已经崩溃，尚未重建或提供替代性的方案。西方对东方的“挑战”的压力和张力仍然是主导性力量。饱受挫折的民族耻辱记忆还在我们血液之中流淌。
《圣经》中说，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 除了自然科学，当代社会的社会科学很难说，已经走出近代的高度。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最接近世界水平的时候，例如萧公权、吴经熊他们就是如此。近代的社会科学主题放到现代还是很前沿的。今天是昨天的明天，过去决定现在，正如现在决定将来，近代可以为鉴，从近代来关照当代，最为安全风险最小。近代当代思想文化内容和主题基本一致，近代讨论的民主、自由等问题，仅仅是消失几十年以后重又出现，借用托克维尔的话，恰如某些河流沉没地下，又在不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条河流。目前的一些讨论中仅仅是重复而已，而且可能在深度方面有所不及。因此，我们无需重复工作，而应该站到近代中国巨人的肩膀起步。
在近代学人的身上，例如康有为，谭嗣同都有一个大同世界的梦想，这个大同世界在近代人的眼里是全世界的，仅不过是以中华民族为核心的。这个大同世界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托克维尔看到了近代化以后已经是平等和民主的理想主宰了政治生活。我认为近代以后的中国也是如此。在世俗化以后，所有的政治都是建立人民主权的基础上，但是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绝对主权，一种是受高级法约束的人民主权。建立人民主权的基础的国家都有宪法，但不一定是自由立宪国家，如果说存在真伪宪政之说，那么真宪政是建立在受到自然法和历史理性约束的人民主权的基础上，而伪宪政是不受约束的绝对主权之上。所谓的先锋队的领导就是如此。
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的《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1996年)描绘了中国从一个民族的理想，转到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的理想，再从一个国家的理想转到一个政党的理想，然后再从一个政党的理想，转到先知先觉的领导者单一、绝对声音出现的里程。这就是古希腊哲学家说的革命，从民主制，到贵族制再到独裁制的轮回。这种独裁制是极权主义民主，是多数人的暴政，也就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最关心的事情。
阿克顿也好，托克维尔也好，还有中国的顾准都肯定过革命的意义。革命是一剂猛药，令他们“又爱又恨”。革命本来就是“轮回”，这样的轮回如果用妖魔化的态度对待，这种态度也是乌托邦的，远离理性。 很多人在读托克威尔时，都反对法国大革命彻底打倒一切的态度。中国学人读托克威尔，是在于反对五四到文革的打倒一切。可是我的问题是，现在轮到对曾经的革命者的革命或改良时，也就是到了past的时候，应该如何面对革命的遗产？是学曾经的革命者彻底打倒，还是对这些革命遗产也保持保守主义态度？对革命的遗产的态度，意味着我们如何正确对待近代以来已有的政治现代化成就。
近代学人他们有着两种关怀，一是对民族生存的关怀，另一是对个人生命的关怀。前者是后者的变种，是后者的工具性价值。对民族生存的关怀终极意义上还是落实于个人。但是似乎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阿克顿在《自由的历史》中说，民族主义的目标即非自由，也非富强，这两者都要从属于一种更高的必要性，就是民族成为国家的模子和尺度。按照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Weber，1993）中的分析，工具理性的伸张，必然会衍生价值非理性的后果。在现代化的过程，终极目的——个体的独立和自由被遗忘了。
在近代学人那里发现两种关怀的张力，并找出符合当代的解决方案，把当代编织融合进入历史的河流之中，而不是断裂于过去。我们可以对近代的洋务运动、五四运动、改革与改良之争、儒学自由主义、启蒙思想、民主与宪政，民族主义等主题开展讨论，以关怀当下为目的，重新加以阐释。当代中国的改革，没有先例可鉴，犹如夜行，我们必须以近代历史的光芒照亮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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