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兄弟》：余华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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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余华 | 2006-4-7 14:55:36 投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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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兄弟》：余华访谈
记者：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评论你的兄弟时写道，余华不擅长处理复杂的人类经验。“在关于文革的记忆与想象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时候，《兄弟》依然用一种简单的模式来处理它，比如人性的善恶对立，尊严与卑怯的对立。”你如何看？
余华：他的话只是完成了一个逻辑而已。表达了善和恶的文学作品里有伟大的，比如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不表达善和恶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伟大的，比如马尔克斯的部分作品。文学之所以丰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有无数个角度可以看，我们有无数个作家通过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不能简单地用自己的角度去否定其他的角度。什么是人类复杂的经验？有这样的伟大的作品，也有表达了人类单纯经验的伟大作品。而且人类复杂的经验标准是什么？这句话太笼统了，比如〈安娜&;#183;卡列尼娜〉，可以说它表达了复杂的经验，也可以说它表达了最单纯的经历。有一个读者在我的博客上留下一句老话：一个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记者：你如何看待那些针对你的，来自文学内部的批评？
余华：当年发表活着，许多批评家纷纷拒绝。等到了许三观卖血记，大家又不能接受80年代的作品。兄弟出来了，很多火力集中在《兄弟》上，我就想，我的兄弟什么时候会安全呢，可能要等新的作品发表就可以了吧？结果《兄弟》下出来 ，火力转向了它，而《兄弟》上就安全了。为了让兄弟上下两部尽快安全，我要尽快写新的长篇。（笑）我从先锋小说的时候就面对批评了，到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再到《兄弟》，我都遭受了不少的火力，《兄弟》的火力最猛，原因两个，１、写〈兄弟〉的余华和写《世事如烟》的余华，受到的关注已经不一样了，２、我觉得是这个时代信息传递太快，不象８０年代对于作家的批评仅仅停留在文学理论刊物上，媒体还没有介入，到了９０年代以后，因为媒体和网络的充分介入。批评的声音显得很大。我已经习惯了，毛主席说过，不要做温室里的花朵，要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我现在准备在大风大浪费中前进了。我相信时间会说明一切，作品受到争议其实不是坏事，起码不是平庸的作品。
记者：你好象已经不大在意文学界的批评了？
余华：我们的文学最大的进步是没有权威，八十年代王蒙说一句话可以一言九鼎。现在谁说话也没有用了。最大的贡献是网络，网络让所有人都有了发言的权利。
记者：李敬泽批评了你的简单：小说家余华的神秘力量在于，他在根本上是简单的，他一直能够拎出简明、抽象、富于洞见的模式，告诉我们，此即人生。如同真理是朴素的，余华的简单总是能够令人震撼。但是这一回，我认为，《兄弟》的简单是真的“简单”，简单到以为读者只有一双敏感的泪腺，简单到不能成立。你觉得你的作品是简单的吗？
余华：李敬泽的这篇文章我去年就读到了，当时我很惊讶，因为《兄弟》仅仅出版了上部，仅仅出版了总篇幅的三分之一，而且我也在后记里暗示了下部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叙述。他如此匆忙地出来做出定论，与他以前的风格不一样，所以我惊讶。当然这些都是不重要的，现在下部出版了，他仍然会继续批评，批评一部小说永远比写一部小说容易。《兄弟》是否是一部简单的小说？这个问题其实不应该由我来回答。我要说的是，我在叙述的时候从来不考虑“简单”和“复杂”这样的抽象问题，作家在写小说的时候总是纠缠在具体之中，无法腾出时间去考虑这些抽象问题。
记者：“死是容易的，活着是更难的，余华本来比任何人都更懂这个道理，但他却庸俗地采取最容易的办法，让他的人物一个个“悲壮”地死掉。“死亡”是不是你技术上的一个窍门呢？
余华：《兄弟》上部叙述的是一个文革时最为暴力的时候，很多人那时候死于非命。我从来不认为“死亡”是一个作家的技巧，二十多年的写作经历告诉我，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虚构的人物同样也有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是我写作长篇小说最大的收获，我已经完成的四部长篇小说，每一部的叙述发展都背离了我最初的构思，我努力在叙述中尊重人物，努力倾听他们自己的声音，这样他们就会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不是作家单方面强加给他们的人生。
记者：“他已经感受不到《在细雨中呼喊》那样来自生命深处的尖锐疼痛，他的目标说到底也就是讲一个有趣的、热闹的，看上去“深刻”的故事，他当然成功了，但为了这种成功，他必须煽情，必须向读者进行情感勒索，让他的小说充满骇人听闻的暴力、死亡、天长地久的爱情和反反复复不厌其烦的噱头。”你不是这么认为的吧？
余华：比起文革时“骇人听闻的暴力、死亡”，《兄弟》上部里的“骇人听闻的暴力、死亡”不会让人吃惊。也许有人不喜欢阅读令他感动的小说，所以他说是“煽情”，可是另外的人喜欢阅读这样的小说，我面对的不是几个读者，而是很多读者，每一个读者都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受方式来读一部作品，不同的读者会在一部作品中读出不同的感受，这就是文学，文学的丰富从根本上来说，是读者的阅读发现出来的。
记者：很多人诟病的一个细节，篮高手宋凡平，在众目睽睽之下，从篮球场上飞奔出来拥抱一个被众人最瞧不起的寡妇李兰——很多人认为这不可能，你认为呢？
余华：从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来看，这样的举动确实不可思议。问题是我在前面做了大量的铺垫，人山人海的铺垫，把气氛已经烘托出来了，宋凡平的扣篮也是他平生第一次，他自己都惊心动魄了，然后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这是人性的爆发，必须考虑到人性的力量。就像在今天的生活中，一个柔弱的人会突然杀死一个强悍的人一样。
记者：还有人觉得李兰柔弱到底，李光头性欲旺盛、心眼活泛，宋钢老实憨厚，见义勇为的童铁匠，见风使舵的余拔牙，举止暧昧的张裁缝，都没有性格的波折，都是单一品格的人物，你又如何看待呢？
余华：我相信会有读者这样阅读，同样我也相信会有读者不是这样阅读。
记者：宋凡平被红卫兵打死，他的尸体装入棺材，仍然要进行一番暴力“处理”———让人把膝盖砸断然后放进棺材；孙伟的父亲在牢房里将大铁钉敲入头骨时，描写也是极其细致，借此来展示文革的残酷。可是有人质疑说， 代表“暴力”红卫兵、袖章和绿军装始终在作者的笔下语焉不详，只是作为一种暴力符号存在，使得文革被剥离了政治内核，只剩下一个精心营造出来的“寓言”，这也是简单化的表现吗？
余华：“红卫兵、袖章和绿军装”只是〈兄弟〉上部叙述中的景象，不是叙述的实体，任何一部虚构作品都无法做到面面具到，都会在叙述里轻重缓急。否则别说是十八字的《兄弟》上部了，就是一千八百万字的叙述也难以表达出一个时代的丰富性。一部小说，一个故事只能解决一个问题。
记者：谢有顺指出一些硬伤，《兄弟（上）》第13页，李光头 “他知道自己在厕所里偷看到的五个屁股，有四个是不值钱的跳楼甩卖价，可是林红的屁股不得了，那是价值连城的超五星级的屁股”，“此后李光头学聪明了，他不再供应免费的午餐”等等。“跳楼甩卖价”、“超五星级”、“免费的午餐”这样一些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词，将它用在60年代的中国语境里、用在主人公的自叙（“他知道”）里，你认为这是合理的吗？
余华：已经有记者这样问我了，我这些日子太忙了，仍然找出时间阅读了一下，把这些段落抽出来孤立地看，可能是这样，问题是《兄弟》全文的叙述者是“我们刘镇”，而且一开始就定格在了2005年，李光头准备上太空了，叙述的视点是从2005年开始的，这不是一部第三人称叙述的小说，是“我们刘镇”叙述的小说。
记者：还有人批评说，曾经是一个文学标杆的余华，现在正坦然地表现着自己的温存，让自己安然地融入一个消失了紧张感的现实。你丧失了锐气了？
余华：如果我丧失了锐气，就不会面对这么多的争议了。
记者：作为一个作家，你认为自己可以担当时代思想者的角色吗？
余华：没有一个作家可以担当这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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