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狂欢的精神镜像
如果说《兄弟》的上部是一曲悲喜交加的咏叹调，那么它的下部则慢慢地变成了一首欲望狂舞的畅想曲——在读完这部三十余万字的《兄弟》下部之后，尽管我们无法将它们作为一部小说的整体来分开解读，但是，随着时代背景和人物命运的断裂性变化，小说在叙事上所呈现出来的审美感受，确确实实发生了一些微妙的不同。
这些耐人寻味的不同，犹如余华在《兄弟》上部的后记里所言：“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的确，上部是一个极度封闭的文化境域，而下部则是一个急速开放的文化境域。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化境域，不仅构成了一种强劲的故事张力，而且直接影响了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所以，其叙事上的某些变化也就在所难免。但是，它的基调并没有变——那种由《许三观卖血记》延续而来的、融悲剧意识于喜剧之中的夸饰性叙述语调始终没变。
正是这种充满喜剧意味的话语，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欲望疯涨的狂欢时代：李光头在统治了十四个残疾人的福利工厂之后，开始了他少年时代的心理补偿行动——获取林红的爱情。在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障碍之后，李光头却发现，林红爱上了自己的兄弟宋钢。于是，经过“忍辱负重”的几番挣扎，李光头在山穷水尽之时，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的时光，一跃而成为刘镇的垃圾大王，并由垃圾大王迅速扩张为刘镇的首富。而宋钢和林红这对恩爱夫妻却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不断地遭受生存的威胁，以至于奔向命运的另一种极端。贫富地位的悬殊，身体病痛的折磨，价值观念的转变，社会伦理的崩解……这一切，终于慢慢地促动了这对苦难兄弟在爱恨情仇中的反复纠葛，也使亲情、良知、尊严和欲望产生了惊人的对抗。
这种对抗主要不是体现在宋钢和林红的内心撕裂上。尽管余华对他们的内心撕裂进行了一种不断推进的强化式叙述，但我更相信那是一种性格的使然——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对于宋钢夫妇来说，僵固的观念必然会导致他们与现实距离的不断拉大。而李光头则不同。他在少年时代就尝过了“以屁股换面条”的好处，同时又被别人的扫荡腿踢得毫无尊严；他享受到了权力的荣耀（虽然那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工厂），又目睹了社会急聚变化的方向；他感受到了权力内部重心的某种位移，又谙悉人性的某些基本欲求。于是，他及时地点燃了欲望的发动机，在刘镇导演了一场场看似荒诞不经却又直击人性的狂欢事件。
表面上看，李光头是一个混世魔王，既粗鲁自私又直爽侠义，既果敢无畏又狡黠奸诈，但他的骨子里仍不乏一些悲悯情怀，不乏一些执著的追求。前半生，他几乎被一切大大小小的权力意志所凌辱；而后半生，他却成功地控制了各种权力意志。可以说，他是一个中国的特殊历史铸就的怪胎，充分彰显了中国社会转型期所暴露出来的各种人性本相。这种人性内部的分裂聚集在他的身上，使他一直处于某种强劲的张力场中，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显得矛盾重重，相反却始终从容自在，甚至有一种潇洒自如的状态。他是一种典型的欲望狂欢的精神镜像。因此，其精神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其命运的沉浮。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整个小说叙事的重要转折，在下部的开头部分，余华并没有让李光头顺利地进入时代的核心舞台，而是动用了数章对这种转折进行了非常结实的推进，包括宋钢重新回到刘镇与李光头相濡以沫，又因为林红的存在而逐渐游离；李光头成功地当上福利厂厂长之后，在致富狂想的过程中，尴尬地陷入绝境，又在无赖式的静坐中意外地走向了垃圾大王。这个过程不仅写得一波三折，而且为后来的故事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说服力。它既是故事发展的核心基础，又是小说叙事的敏感地带，同时它与时代的共振关系又处在非常微妙的状态中。
总之，在《兄弟》的下部里，人性内部的疯狂与现实秩序的疯狂总是以各种奇特的方式纠结在一起，坚定地颠覆了一切既定的伦理价值，而且在这种颠覆的背后，又隐含了一种个人觉醒与社会发展之间彼此悖反的怪圈。这种审美意蕴与上部遥相呼应，使我们从整体上看到了个人在强大的历史面前的无序性，以及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实对个体命运的巨大冲击。
我始终认为，文贵为真。一切华美的文字，只有安置在鲜活而真实的生命里，才能闪烁出熠熠的光泽。陈荣力的写作正是如此。他似乎天生不善纵情，不善造势，就像他的一篇散文的题目《大宅无言》那样，将所有的真诚、真情以及深远的思索都掖藏在文字的背后，让人们品味再三，才能读出某种芬芳的气息。
“如果说，每一个文字是一片绿叶的话，那么它需要用心灵之树作养料；每一篇作品是一缕阳光的话，那么它更要用生命之烛去燃烧。”陈荣力如是说。其实，这也正是他所孜孜以求的写作境界——努力让每一行文字刻下自己生命中最为真实的印痕，录下思想中最为鲜活的成分。这样的写作，又怎能让人不为之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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