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狂人并未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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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晓渔 | 2006-6-20 8:59:10 投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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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狂人并未治愈……
作者：王晓渔
中国现代小说史以一个狂人的胡言乱语作为开端——这并非偶然。在此之前，陈衡哲也写过题为《一日》（1917年）的白话小说，但如春雨化水、了然无痕。这个看似非理性的开端，背后暗藏着它的书写机关。《狂人日记》分文言（小序）和白话（正文）两部分。它的作者也有两位：一位是鲁迅，一位是狂人。鲁迅的小说（包括文言和白话）把“文学”和“启蒙”联系在一起，狂人的日记（专指白话）则是通过“书写”进行“治疗”的一次试验。“狂”作为一种特殊的疾病，打破了精神和肉体的二分法。鲁迅的“弃医从文”，并不意味着“医”和“文”的针锋相对。相反，他在“文学”和“治疗”之间挖掘了一条精神通道。《狂人日记》不仅是自我修复的产物，还是“供医家研究”的病历，成为修复他人的参照物。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长期以来，它一直承担着“批判国民性”的光荣使命。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作者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使用了“鲁迅”这个笔名。命名是一种自我确认的仪式。虽然作者使用过的笔名有一百多个，但可以说：周树人通过《狂人日记》的典礼才“脱胎换骨”成不锈钢般的“鲁迅”。在鲁迅小说中，“我”往往是一个旁观者，而主人公却常有着作者的影子。《在酒楼上》的吕纬甫，“苍白的长方脸，然而衰瘦了”；《孤独者》中的“孤独者”（魏连殳），“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这种面容让我们想起唐弢在《琐忆》中看到的鲁迅：“他留着浓黑的胡须，目光明亮，满头是倔强得一簇簇直竖起来的头发”。作者和主人公之间的“易容术”，使得鲁迅的文字扑朔迷离。或许作者试图通过这种手段保留自己思想的歧义，但读者却不太配合，总是一相情愿地把《狂人日记》解读成鲁迅自传。
在众多评论中，鲁迅逐渐融到狂人的体内并合二为一：“‘狂人’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而且是一个文化先觉者形象，是鲁迅反抗精神的形象外化。”在张广天的民谣清唱史诗剧《鲁迅先生》里，“郭巨埋子”和“会稽周家”的场景更是来回切换。从“鲁迅=狂人”这个看似可靠的前提，推出“会稽周家=吃人者家族”的意外结论——“一片不知什么的血淋淋的肉被放入药汤，药由母亲端到父亲床前”。话剧将“吃人”的隐喻性全部取消，简化成一幅幅血淋淋的活动影像。更重要的是，不管张广天还是其他一些评论者，都习惯于把鲁迅/狂人看作“幸免者”。福柯的“疯癫与文明”，来到中国就变成了“疯癫=文明”或“文明=疯癫”。仿佛“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或“文化先觉者”具有先天的免疫能力，从自己发现的“吃人”或“被吃”的历史中脱身而出。
正如一些敏锐的批评者所发现，《狂人日记》的文言和白话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它们构筑了一堵玻璃墙，把鲁迅和狂人隔离开来。在文言的小序中，狂人“早愈”的结果是“赴某地候补”，被治愈的狂人成为吃人队伍的预备军。如果狂人并未治愈，他是否就与吃人者划清了界线。《狂人日记》的“表现的深切”，并不在于塑造出一个生动的狂人/“文化先觉者形象”，而是在于揭示狂人/“文化先觉者”也同样逃脱不了吃人的干系。即使被吃者也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更是“吃人的人”——“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当然，狂人在治愈前后的吃人风格有着显著区别：治愈的狂人是主动的吃人者，未治愈的狂人是被动的吃人者；治愈的狂人缺乏罪恶感，未治愈的狂人有着原罪意识。但问题依然存在，如果狂人并未治愈，他会不会扯起“替天行道”的道德大旗、成为主动的“吃‘吃人者’”？也就是说，治愈前后的狂人，会不会殊途同归？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拒绝了“吃‘吃人者’”的行动。他怀疑“狼子村的佃户吃村子里的大恶人”的道德借口是否成立。按照阶级斗争的叙事学，佃户是反抗者，村里的大恶人属于被消灭的对象。但狂人看到某些“经典标准”背后的主观任意性，“恶”、“疯子”之类往往成为吃人者的辩护词。于是，他试图非暴力地劝说吃人者“去了这心思”。根据病理学的知识，狂人患有恐惧症。他仿佛戴着一幅放大镜，把日常生活的点滴细节都看作危险的痕迹。在这种“受迫害狂”的逻辑中，“劝阻吃人”的努力必然失败。同时，这种个人经验又会被放大为普遍原则。在我看来，狂人之所以拒绝“吃‘吃人者’”，并没有证明“吃‘吃人者’”的荒谬。恰恰相反，狂人拒绝“吃‘吃人者’”的失败遭遇，从反面证明了“吃‘吃人者’”的正当性。
当狂人劝说哥哥未遂时，他这样说：“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狂人为吃人者的终结设想了两条道路：一条是“自己也会吃尽”，即吃人者自相残杀；一条是“给真的人除灭”，即“真的人”消灭吃人者。按照前一种逻辑，哥哥吃妹妹无非是吃人者自取灭亡，属于可喜可贺的事情。按照后一种逻辑，“狼子村的佃户吃村子里的大恶人”固然不允许，“新人换旧人”却是可歌可泣的壮举。当然，狂人最后发现：“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但如果狂人一直以为“真的人”随处可见，如果有人宣称他就是狂人期待的“真的人”，“将来”会是什么样呢？谁能验明某某是“真的人”，狂人、吃人者还是“真的人”？在吃人的历史中，能诞生出一点没有吃人血缘的“真的人”么？恐怕克隆技术也做不到。
文学史上一直有个公案，即鲁迅《狂人日记》有没有“抄袭”果戈理《狂人日记》。这一点，鲁迅本人已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坦白。让我感兴趣的是，据一批解密的克格勃文件（参见徐冰川《前苏联历史上最恐怖的连环杀手案侦破密闻》，《法制文萃报》，北京，2003年1月9日第10版）记载，前苏联现实中的连环杀手“抄袭”了中国虚构的狂人。长达20年间，一位“人民教师”往来前苏联各共和国，奸杀了54个妇女、儿童。这个连环杀手并非天生就是杀人狂：安德烈&;#183;契卡蒂诺，1936年10月16日出生在乌克兰一个小农场里。那时正值前苏联大饥荒时代。五岁那年，妈妈告诉契卡蒂诺说，他的大哥失踪了，全家人都认为是被左邻右舍绑架后活活吃掉的。他母亲几句毫无根据的话深深地影响了契卡蒂诺。他后来供认说，母亲讲的故事让他总有幻觉：是他吃了自己的哥哥。
随后，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契卡蒂诺的父亲应征入伍，但不久便落入德军的手中成了战俘。直到战争结束后，契卡蒂诺的父亲才回到家乡。然而，战俘的身份使契卡蒂诺的父亲从此背上了‘叛徒’的骂名，甚至连他自己的儿女们也骂他。契卡蒂诺从一开始是一个好学生、好孩子，他花在读书上的时间比跟别的孩子玩的时间要多，他最爱看那些与德军奋勇作战的苏联英雄的故事，其中最吸引他的故事就是：一个苏联孤胆英雄逮住好几个德国战俘，然后把他们带到一个森林里折磨至死。
现实和虚构的惊人巧合，使人有些怀疑这批克格勃文件的可靠性。即使前苏联的“狂人故事”是虚构的，其中的吃人逻辑未必不成立；正如鲁迅的《狂人日记》绝非真人真事，却有着另一种层面的真实性。应该说契卡蒂诺极具“自我批判精神”，他没有把哥哥的失踪归罪于左邻右舍，而是认为自己就是吃人者。绝望产生仇恨。他从被吃者的家属/好学生变成吃人者/连环杀手，经过一个中间环节的认证，即“吃‘吃人者’”具有正当性。这种论证过程蕴含在“苏联孤胆英雄折磨德国战俘”的故事里——包着糖衣的毒蘑菇就这样被契卡蒂诺吞进肚子，逐渐生根发芽。按照“上纲上线”的吃人标准，契卡蒂诺和他杀害的妇女儿童将被“一视同仁”，他们都无法逃脱“吃人”的指控。这样说来，这起连环杀手案要么是一场吃人者自相残杀的喜剧，要么是一场伪劣假冒版“真的人”消灭吃人者的闹剧。在历史照片中，被逮捕时的契卡蒂诺表情非常诡异，面对警方发出怪笑。这与中国狂人的笑声互相回应：“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捷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声大笑起来，十分快活。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的是义勇和正气。”确实，前苏联的警察们也无法逃脱“吃人”的罪名。暂且不说他们是极权主义国家的卫队，仅契卡蒂诺一案，警方就传讯了15万人并错杀了一名无辜者。按照狂人的逻辑，“警察惩治杀手”只是吃人者互相残杀，并不比“杀手奸杀妇幼”更高尚。契卡蒂诺的笑声中，想必也“有的是义勇和正气”。
重新回到《狂人日记》，“好人”/“坏人”的传统善恶观被“吃人的人”/“真的人”这组新潮概念取代。其实，后者并不见得比前者更深刻，它们都没有摆脱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狂人知道“难见真的人”，知道“善”和“恶”会成为攻击别人的投枪匕首、保护自己的盾牌。一个熟谙历史秘密的人，往往能熟练地操练那些秘密。在法律中，精神病患者可以免予承担相关责任。“狂”也似乎成了知识分子的特权，从“狂人”到“阁楼上的疯男人”（崔卫平语），仿佛都拥有文化先觉者的不坏金身。人们常用“狂人不狂”的理论证明狂人是醒着的极少数，从反面来看，“正常”的吃人者会不会披上“佯狂”的迷彩服呢？也就是说，如果“狂人”并未癫狂呢？
1994年的情人节，没有精神病史的契卡蒂诺终于被处死刑。但在知识界，又有谁来验明“狂人”的真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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