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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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陆小凤 | 2006-6-22 8:44:35 投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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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访谈录
有人说，韩少功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作家，而这样的作家在中国只有余华、史铁生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韩少功的新作《暗示》自今年出版以来引来众说纷纭，这部当红的作品既像小说又像随笔，品读之后让人惊异于他剖析生活内蕴的能力。
□1985年您发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中篇小说《爸爸爸》，成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1995年《马桥词典》的出版又引起文坛的兴奋，形成了一个冲击波。现在您的新作《暗示》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认为它还会在文坛、思想文化界以至广大读者中引起一定的反响，因为你的作品中提出了很多与众不同的思想、理念、观点以及很多被广泛关注的现实的人生、社会、理论问题。比如对“色”，对时尚的美学标准，对“文革”的历史反思，对社会弱势群体，对青少年的知识教育、情感教育，进而对知识分子，等等等等，既是热点，又是焦点。您在写作时是否考虑到了读者的反应？
■写作就是交流，哪怕只准备给极少数读者看，也会下意识地考虑到读者反应。在这一点上我并不赞成作者无须顾及读者的极端性说法。但修辞其诚，作者如果因为名利的考虑迁就一些特殊读者，比如评论家、出版商、评奖要员、流行舆论的控制者等等，就可能以牺牲“诚”为代价，就可能花拳绣腿装模作样，落入虚伪的写作态度。我尽力在《暗示》一书中直言，不打算迁就什么人，因此书中很多地方也许会遭人诟病乃至气愤，在知识界有些右翼和左翼的朋友那里可能两头不讨好。我不是真理的化身，愿意接受各种批评。但我必须忠实于个人的感受，不会专拣人家顺耳的说，哪怕这个时代没有多少人要听这些。我已经到五十岁“知天命”的年龄了，不一定还能写出什么好书，但既然在写，至少也要诚实地写下去，免得将来自己翻看时后悔。
□您在《暗示》的后记中说，“我期待批评，只是不会关注那些书袋子和纸篓子式的批评”，这是否从侧面表明了您对文学批评的现状的看法？
■因为教育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很多现代文化人的知识几乎全部来源于书本和校园，严重限制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对文学的理解。他们的批评常常是从书本到书本的学术旅行和学术倒卖，只是王阳明说过的“口舌之学”而不是“心身之学’。如果我们不想浪费精力，想得到真情实感和真知灼见，当然只能寄望于那些在生活中摸爬滚打过的知识者，哪怕他们的立场观点与我们完全不一样；而不能寄望那些读了什么书就讲什么话的知识者，哪怕他们的立场观点与我们完全一样。冲突是知识成长的动力，但一定是要真实的冲突而不是玩弄概念的虚假冲突。
□《马桥词典》是一本很独特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出您对传统的小说方式的挑战。与《马桥词典》相比，《暗示》的内容丰富得多，形式上也成熟得多，可以说是海阔天空，收放自如。你把这种形式称为“长篇笔记小说”，而且可以看出您对它颇有偏爱。您是否认为这是最适合您的一种表达方式？
■文无定法，小说会有很多方式，各有发展空间，各有巅峰性作品。如果《马桥词典》与《暗示》也可以叫做小说的话，那我也写过一些与它们完全不同的东西，并不愿意拘泥一法。形式可以因题材而异，因思想与情感的表达需要而异，就像胡琴更适合《江河水》，铜管更适合《欢乐颂》。现代社会里传媒发达，人们很容易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因此，一个文学写作者描述这些事可能是不重要的，而描述这些事如何被感受和如何被思考可能是更重要的。这就是我有时会放弃传统叙事模式的原因。我想尝试一下将笔墨聚焦于感受方式和思考方式的办法，于是就想到了前人的笔记体或者片断体。我不能说这是最好的方法，也不能说我以后就会停留在这种方法上。
□您的作品中流露出对社会、人生的深刻的见解，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广博的知识、加上简洁优美的文笔，读起来让人沉浸其中，是一种享受。有时候我甚至想，一个知识分子或者准知识分子，如果不读读韩少功的作品，是不是会感觉缺了点什么？他可能不赞同、不欣赏韩少功的观点、韩少功的表述方式、韩少功的思想方法，但我觉得他不能否认那是独立的思考而不仅仅是知识和信息的搬动。“知识分子”和“知道分子”一字之差，却道出了本质的区别，也道出了您对学界某些弊端的批评。在《暗示》中您指出了知识分子的不少虚伪之处，这似乎不太合时宜？
■人是文化动物，而一个族群的文化主要是由这个族群的知识分子来承担和实现的，知识分子的质量集中表现了整个族群的质量。很多读书人经常感叹民众的愚昧，而我更愿意让读书人来反省我们自己的问题，比如势利，比如无知，比如对权力社会和资本社会的跟风赶潮。这些问题常常因为读书人具有更多的说辞而得到掩盖和辩护。我这样做不是反对知识分子，而是希望知识分子更加优秀一些。
□我看《暗示》其实还是讲的人生的故事，大头、老木、小雁、大川，还有鲁少爷、加加、多多，有喜有悲，有哭有笑，有俗有雅，仿佛就发生在我们的身旁和我们经历过的生活中。不同的是您通过这些有意思的故事讲出了抽象的道理，让读者不知不觉中“过了一把理论瘾”————原来理论可以是这样有趣的东西！我觉得对小说家和理论家来说这都是一个不太容易达到的写作境界，您在写作中是怎样把握这两者的关系的？
■其实很简单，回到我们日常说话的状态就行。我们日常说话就是夹叙夹议的，就是跨文体的，不可能整天都是一种理论家或者小说家的口吻。当然回到这个状态对于我来说并不容易，我曾经数易其稿，写到一半又从头来。因为自身有一种写作恶习，一动笔就有“理论腔”或者“小说腔”，不是人写文章而是文章写人了。
我必须重新找到写作的自由。
□我觉得《暗示》写得很高深，也很通俗。它提出的理论问题足以展开一场学术论争，它讲述的人生故事可以让人潸然泪下，它的“侃大山”式的无拘无束的表达方式又有一种引人入胜的魔力。对这样一种文史哲不分、小说与理论合一的跨文体的写作，您是否有一种得心应手的感觉？
■你过奖了，而且一旦说到“得心应手”，倒是值得我警惕。所谓写到生时方是熟，我倒愿意自己永远处在一种冒险的、生疏的、前景不明的写作状态，那才更有意思。
□您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马桥词典》出版已经6年，这期间您发表的作品好像不多。以您的生活积累、知识储备和写作经验，似乎应该写得多一些。您是不是对写作要求很高，“语不惊人死不休”？不写作的时候，您通常做什么？
■我比较笨，没法写得很多，降低自我要求也没法写得很多。而且前些年时间也是个问题，我还得编杂志和做一些行政方面的杂事。我兴趣广泛，并不是时时都有写作的冲动和愿望。最近我就特别想读一遍二十四史，至少也应该挑个三史、四史来通读，这与小说写作大概没有关系，纯粹是个人爱好。我也有兴趣参与一些基层的生产创收和制度改革的活动，近年还顺手写过一些有关社会经济事务的文章，一篇在乡镇干部座谈会上关于全球化的文章，还引起过一些经济学家的讨论。有个记者问这是不是“知识分子的写作”，我说这是“公民写作”，因为公民都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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