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时代背景读《碧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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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颐武 | 2006-9-13 11:48:17 投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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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时代背景读《碧奴》
张颐武
我觉得《碧奴》这个作品真的是非常值得祝贺的，真不是闹着玩的作品，我觉得这个书越看越好玩，越看越有很深的印象。我印象深刻的地方：一个是，我觉得他把大历史和小历史写得非常好。把宏大的历史的叙述，把他变成各种小人物的综合，这是跟宏大历史之间有一种想象的联系。但是他生活是自我完整的跟历史不是说一样的，或者同构的。人在大的历史里面，在特殊时代里传奇的故事，他现在把原来的故事改变了，改变的方向，我觉得出现了一种孤零零的个人的历史。原来我们对秦始皇的想象有一个压迫和斗争的模式，这书我觉得它的好处是利用一种非常复杂的方法来处理。一个个人的命运具有了特殊的意义，这个意义是我们想不到的，这是一种反黑格尔历史而写的东西，大历史中人牺牲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所以这个书，我觉得有一种特别好的地方，它的力量就在于他把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从历史里面都捞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的地方。他对神话，或者传奇，或者是中国传说的借用，其实是一个框架，一个想象的基点完全是一套苏童式的东西。原来的想象是经常被各种不同的书利用。比如说关于孟姜女或者诸如此类的想象一般都利用在阶级斗争或者阶级压迫，这是一个很大的取向。要不然就是牺牲一个个人完成历史的奇迹。类似这样的方法，他这里都没有。而他是一贯把苏童的想象延续到今天，所以我觉得是一本奇书。我觉得这书的长处或者好处就在于他从一个人的命运里面，特别是从一个经典故事里面引发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就是苏童式的想象力，敢于对一个故事拆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东西。因为这个故事有非常多的历史层叠在里面，这个历史层叠在里面，你很难拆掉。但是苏童非常成功的把它卸掉了。历史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或者目标了，原来有一个发动机、汽车的钥匙，一开就开掉了。现在钥匙被抽掉了，就变成一个散碎的零件。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很特别的地方。第一个，我觉得小历史在大历史中间，但是小历史把大历史分离开来。
我现在想中国文学发展到今天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就是大历史越来越没用了。我看好几本书都有一个趋势，那个女的参加革命也是莫名其妙的，在革命里面，他历史的位置就慢慢的走到越来越不可思议了。我觉得现在大家有点不像鲁迅，有点像张爱玲。鲁迅的人都是对大历史有用的人，张爱玲的人都是对大历史没用的人。像鲁迅的《祥林嫂》，你看她好像也是没用的，劳动人民，但是大历史很有用。而张爱玲的人都是大历史没有用的，都是废品，但是一个废品对历史来说很重要。所以苏童的书是最新的形式，回到日常生活琐碎的环节里面。我现在觉得生命好像跟大历史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大家想象的。另一种，我们现在就是日常生活而已，过日子有一些很琐碎的事情。虽然大历史对你有用，但是这些命运和你个人是结合的。王蒙现在写的书不是大历史，而是跟个人有关系。这个想法，我觉得也挺好，所以，我觉得苏童的书好就好在他把大历史的东西贯穿在一个大家对这个东西很熟的东西里面，重新改造变成新的东西。所以，这确实是一个新作品，完全跟过去的历史、过去的神话没有什么相关的。
做活动的时候苏童的品牌是有一个特点的，把他完全历史的变成苏童个人的东西，这是他完成自己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这是第一个有意义的地方。第二个，他这个书有一个好处，我觉得是一个否定的肯定性。现在中国人跟五四的时候很不一样，现在大家都有一种肯定的欲望，这倒是一个新的想法。二十一世纪以来，我们都在不断的否定中间，但是现在大家突然进入了一个肯定的时代，开始急于去肯定。你看网上的草根对传统道德都非常拥护，而现在变得对钟南山都很生气。然后，现在大家对男女恋爱也有很多看法，最后导致大家都非常生气，这一生气，就有一个肯定的东西。着急肯定一些东西，他觉得这些都是固定的。谁要违反了，现在我们的网民比过去的道德警察还要道德水平高。虽然生活之间的道德水平不见得高、虽然我们学习八荣八耻学得不错，但是有一个突飞猛进的提高，他在网上的道德水平比一般生活当中高得多。这个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觉得我们很多朋友身有所感。但是这个提高里面有一个坏的东西，就是道德水平那么高以后，这个社会变得很可怕，这个社会变得非常无聊。大家都很义愤，过去做官的人都不太义愤，现在做官的人也都拍案而起。就是大家有一种强烈的肯定社会的欲望，这个肯定的欲望跟自己的焦虑有关系。我觉得这个潮流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肯定性的欲望里面，苏童的书里面有很好的地方，是一种否定之肯定性。这个是这本书独特的地方。这本书里面肯定一种价值观，肯定了一种生命的意义，肯定了一种东西，但是他始终是一种否定的态度观察的。但是他的否定里面，最后我看到整个故事里包含了一种以往的实验的小说，更多的否定性。这个跟草根，跟劳动人民的愤怒有一种相关系。但是他把实验者的否定性保留下来了，所以比只有群众的肯定性要好。我看这书很大的启发就是怎么样处理一个肯定的世间。
原来的故事、原来的神话或者传说，都有一种肯定性，但是我觉得苏童赋予他的肯定性是完全新的，是在二十一世纪的背景下面赋予的他的一种否定的肯定性。他在所有的细节上不断的否定的时候，整体上提供了一种肯定性的想象。就是对于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文化，我觉得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肯定性。就是过去小说里不确定的，现在变成肯定性的价值。这本书有一定的肯定性，但是他是通过不断的否定达到的。苏童的小说对坏蛋的看法是非常微妙的看法，这个是超越了一般的想法，但又和这个是带有紧密的联系。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有着很复杂的寓言性，而不是说重述过去的历史。
今天，大家对所谓中国性怎么去看，现在大家很苦闷。过去，我们觉得中国性可能是坏的东西，或者民主主义的东西。现在大家又用中华性肯定自己，中国是有用的，就这种肯定性，我们有很多想象。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走出去办大事，要去拓展一个伟大的前途。在这个时候，其实苏童最伟大的地方，或者最好的地方，就是他的肯定性始终没有那么肯定，他包含着一种来自80年代后期以来写作的最好品质，就是把否定东西和肯定性有一个精妙的结合。在这个结合性里面中国性变成一个过程，这个书最好的地方，或者让我最感动的地方就是可以读出中国性或者中华性的微妙的地方。中华性有很多灵活性，这是最好的地方，而且没那么僵死，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东西。
很多人都怀念八十年代，现在堕落了，不好了，八十年代都是好人，现在都变坏了。另外一个，年轻人起来了，我们也都退出历史的边缘了。最近我看苏伟写了一篇，说八十年代听的唱片，那时候是有灵魂的，现在听的唱片再好，也是没有灵魂的。我也不知道上哪去找那灵魂了，我觉得苏伟写的书，我看了觉得很伟大，很感动。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八十年代给我们的现实压力太大，所以才会出现这些东西。其实八十年代是有很多争议、非常残酷的斗争、非常复杂的时期，可能没有想象的浪漫。现在我们造出八十年代，是有很大的神话。但是我觉得《碧奴》是跨出八十年代的门槛，没有重复的风格。增加了肯定性的元素，通过《碧奴》这本书有一种强烈的肯定性在里面。说句庸俗的话就是“与时俱进”，他可能不爱听，但是我觉得与时俱进总比八十年代说现在的时代不好要好点。但是，我觉得苏童始终保持了一种革命家的斗志。
虽然在八十年代已经很了不得，但是宝刀还不老。我觉得《碧奴》比《兄弟》高明的地方，就是《兄弟》是过去的作品残留的遗迹。但是《碧奴》有一个好处就是敢往前走。《兄弟》是一个否定性的作品，那是非常虚幻的，非常不存在的，非常低级的。但是我想别的作家也都是差不多的，比如说李锐都是很伟大的，但是我不是说坏，都是优秀作家，过去也都写过好作品，还有外国朋友都很崇拜的好作品。像我们这些不太了解的人还不行，读不出很大的意义，像很多外国友人都读出了很深刻的意义，我觉得非常好。但是我觉得苏童永远都可以往前走，他走的每一步都很坚实，他实实在在的走，保持自己很好的品质，就是不断超越自己的品质。我觉得苏童：还有一个很强的希望，过去胡峰（音）讲过一句话，一个人能同时代搏斗，就看他有没有勇气，我现在觉得别人勇气越来越少的时候，他还有这样的勇气。我觉得苏童就像是老兵还在不断的搏斗。
一个人我觉得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时代，过了就不行，社会是很残酷的，好多人都被非常残酷的资本主义抛到了外边。但是我觉得苏童他能够找到一个点，扎到咱们这个时代里来。你看这个书好像跟今天毫不相干，但是客观的来说，这个人还能够战斗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大家看这个书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颗心在跳动，一个生命在那活着，这种力量，我觉得比别的东西都会宝贵。我觉得人的状态在那，所以苏童还是在八十年代以来，好像走的是一个很平稳的道路，但是这个平稳的道路里面有一个坚持性。
你看起来他的小说好像都是很幽雅的，跟我们有一点距离的，看起来永远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往前走，但是他用另外一种方式进入了我们大家。不管怎么说，我觉得《碧奴》是一个标志性的作品。什么标志？一个作家怎么样把自己的潜力、一个能量在一个非常复杂的时代里面找到一个点。通过一个不相干的东西，我老是能看出来那个文字、那个内容里面有一个和今天这个时代紧密相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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