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潘旭澜先生
潘先生对我说，八小时准备一节课怎么够？他当年是以三十小时准备一节课的。那几天，世界杯正进入高潮，每当深夜小区里传来观球者激动喊叫和吵嚷的时候，总会想起潘旭澜先生。潘先生是个资深球迷和业余球评家，听他评论足球是人生一大快事。记得上一届世界杯期间，我曾有事想去拜访潘先生，先打电话过去问候，问他最近忙什么，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这期间主要的工作就是看足球，他说他要在门口挂一张牌子，写上“看球期间，恕不接待”八个字。听着潘先生孩子般的兴奋声音，我也就打消了去拜访他的念头。虽然我知道潘先生也极喜欢长时间地聊天，但是比起看球赛来，还是要退居第二；如果在这期间去找他聊天，大约也只能听他聊足球了。这次世界杯开始时，潘先生已经病了，我去医院里看望他，特别注意到单人病房里放着一台电视机，我有些安慰，心想潘先生仍然可以看球赛，他的病中生活也许还不至于寂寞吧。可是昨天我接到李安东发来的短消息，先生已经于7月1日凌晨去世。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大声地对先生说：世界杯还没有结束，您怎么就说走就走了呢？但是我的声音并没有留住潘先生的脚步。我眼前仿佛走过潘先生高高瘦瘦的身影，匆匆忙忙，拂过复旦园的树林，拂过国福路的林荫，拂过这个给他以许多伤害但也激发了他的才华的世界，头也不回，一个劲地走向冥冥之中。潘先生望之俨然，其实心地非常天真，他对他所走过的人生道路，有一种近似伤感的委屈。但这种委屈深深地埋藏在他的内心里，甚至被包裹在表面的自尊与孤傲里。难忘有一年，我虚度五十，旧时学生为我做生，这本来也纯属意外，我面对学生的盛情，很感动地吟了两首小诗作为答谢。过了几天，这两首诗刊登在《新民晚报》上，没有想到潘先生竟读到了它。当晚他就打了一个电话过来，那天时间已经很晚，潘先生在电话里讲了半个多小时，他期期艾艾，曲曲折折地讲述他的大半生的人生遭遇，感慨他当年也是这样充满着人生的抱负，可惜时代没有给他这样的发展机会。我从来没有听到潘先生以这种抒情的语调谈论自己的人生，我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一个饱受委屈的老知识分子的真实精神状态，感受到一个渴望交流渴望理解的老人的焦灼心理。那一晚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
潘先生是我在专业上的启蒙导师。我们在“文革”后第一批考进复旦大学，现代文学史的课程是潘先生主持讲授的。当时潘先生也只有四十多岁，但是看上去也是这样的苍老干枯，他个子高，上课喜欢用两手撑着讲台的两边，微微地向前倾着身子，体形搭成一个大的三角形。一句一句，语调非常缓慢。潘先生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这也许是他第一次正规地讲授现代文学史，教室里听讲的人挤得满满的，不仅有学生还有中青年教师，也有外校来进修的。记得他第一句话就说，这么多人来听课，我有些紧张啊。可是从他的脸上浮现的自信的微笑来看，其实他是一点也不紧张，稳操胜券。可惜潘先生的这门课并没有讲完，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讲了一学期以后，他就不讲了，以后再也没有讲授过。当时我是这门课的课代表，因此与潘先生有了直接的交往。潘先生几次与我说起我并不认识的鲍正鹄先生，他告诉我鲍先生讲授现代文学课的时候，他是鲍先生的课代表，后来又成了鲍先生的工作助手。我从潘先生的话语里感到一种人际的温情，这也是大学里所特有的薪尽火传的一种形式。1982年初我留系作教师，与潘先生的交往更加多了。就在那一年五月，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在海南岛(当时还没有建省)召开第二届年会。潘先生是上海的理事，他不去参加会议，却安排我代他去。当时我还不是这个学会的会员，他就写了一封信给马良春先生，说明我是代表他来参加会议的，并指定要我代表他旁听理事会。现在的青年人很难想象二十几年前的情况，当时外出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的机会是极为难得的，就我个人而言，也是第一次出席高规格的学术会议，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王瑶、李何林、许杰、卢鸿基等老一辈的先生，见到了本专业的许多专家名流，以及同辈的青年学人，有些朋友之间的友好关系就从此延续下来，二十多年也没有变。但是，更让我打开眼界的，还是在我回来以后。我到潘先生家里去汇报会议情况，顺便讲了一些会议发言讨论中我感兴趣的问题。潘先生那天的兴致也极好，我每讲一个问题他都有插话，讲述他自己的观点。他对现代文学专业的知识惊人地广博，所有的问题他都能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地讲出自己的看法，许多不很有名的诗人的诗作，他也能如数家珍地背诵，在我面前第一次显现了一个现代文学领域专家的权威风貌。潘先生当时说过他的治学方法，一是要跟踪式地研究作家，要读完作家的全部著述才能够下结论。他笑着说：“我脸皮薄，如果这个作家的书还有一本没有念过，就不敢随便写研究文章，怕被人提出质疑啊。”二要认真备课讲课，当时青年教师上课的工作量是八比一，即上一小时的课，算作八小时的工作量。潘先生对我说，八小时准备一节课怎么够？他当年是以三十小时准备一节课的。潘先生的这些话我都牢牢地记在心里，他是我心目中的一杆标秤。
也许正是过于刻苦劳累，潘先生的身体早就受到摧残。正当在学术上要再展宏图时，他明显感到了自己的体力不支。由于他对学术的严谨方正和从不苟且的态度，他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精力去从事写作和研究，体力的透支就更加突出。他本来饱读现代文学，但是后来越来越觉得当下的文学更加刺激他，吸引他，就转向了对于当下文学现状的研究。他一再强调自己是“当代文学”专业的教授和导师，这里所指的“当代文学”不是指所谓“文革”前的十七年文学，而是“文革”后的当下的文学，他愿意自己投入到当下的文学潮流里再搏风浪，推波助澜。但我后来不止一次听他抱怨自己：“我跟不动了，我没有力气追踪了。”也就是说，他已经明显感到自己没有体力去做他的全景式、跟踪式的当下文学研究了。这时候，潘先生才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对当代文学的跟踪，再一次地转向，开始了散文创作和太平天国史的随笔写作。潘先生从现代文学转向当代文学，从当代文学再转向散文和历史随笔的写作，都有其不得不转向的理由，但从他的学术道路和学术追求来说，是有其内在一致性的。这才使他在每一次学术转向时都毅然决断，毫不留恋，大踏步地前去。他晚年关于太平天国的历史随笔中所展示的铮铮风骨，以及一鞭一道血痕的艺术力度，正是他在长期研究现代文学、当下文学时想表达的思想和想倾吐的感情，在历史领域和随笔写作里恰如其分的喷发。
我前面所说，潘先生望之俨然，其实心地非常天真，这是我与潘先生长期交往中的切实感受。因为望之俨然，为人方正，给人一种不苟且、难通融的印象，这使不了解潘先生的人会感到压力，疏离者更加疏离；因为心地天真，他常常会毫不设防地把自信、自尊、孤傲的心理都溢于言表，这在平庸的社会环境里很容易犯大忌的，现实的环境使他与周围的人群无意间隔离开来。尤其是在退休以后，他甚至把自己名下的研究生转到了我的名下，很多社会活动也都推辞了。那时候大约最使他开心的，就是有他所信任的朋友和学生来他家里聊天了。不管是多么年轻的朋友进入家门，他总是要取出一个铁盒子，里面盛放着家乡点心，还有好烟好茶，聊得快活时，他还会取出一瓶洋酒，浅酌深谈，这是最令人神往的时候。
潘先生突然撒手西去，我听到这消息时人不在上海，临时先拟了一幅挽联传去，作为告别：初旭虽隐终有余晖扫妖氛，微澜不兴可慰后浪逐前波。
页:
[1]
